[老子《道德经》分类释译（2008年增订版）]

 第三类、遵循道治国安民三大原则(上)

                （第一节）应时顺民，无为而治

 原五章 天地不仁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注释】仁：为仁爱，这里特指为私爱、偏爱。天地不仁：是谓天地无所偏爱。刍狗：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
    仁为仁爱。天地本属自然，无所谓仁与不仁。万物虽为天地所生，但无一物为天地所偏爱。天地运行的是至诚不移的自然规律，万物的生长发育，只能遵循、适应这一规律，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的惩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天地不救。故天地视万物如同刍狗，听任其自生自成，自消自灭。  
    圣人治天下，也常效法“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不替万物做主宰的作法（圣人的这种不仁，当然不是任其惯养的虎狼官吏或因政乱俗败引起的城狐社鼠来肆虐人民而麻木不仁，而是无论官民“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孰敢”。所谓不仁，只是不主观偏面的所谓施仁而已），只是用宏观调控来营造宜于万物生长的大环境，让人民“全其天性而不害其长”，任由其自由生发。天地不逼迫万物行为一致；圣人也不要求万民目标一致。故而万物有选择各自特性适应自然的自由，万民有选择各自方式处世的自由。所以，圣人亦无所谓仁与不仁。况且，圣人若有了“仁”的观念，就会以自我为中心有所施为。而所谓爱民，却往往演变成害民。例如我们的公社化、大跃进等等不顾客观实际的主观行为，岂不都是爱以始，害以终。孟子说：“天下不助苗长者多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也。助之长者，揠苗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漫谈】老子推崇绝对理性。无亲方能至公，人民需要的是“阳光普照”而不需要“偎炉贴心”。天地待万物如刍狗，表面是无情，实际是至情。因为这无情是为了整体“公正、平等、自由”必须付出的必要交换。如果施情与一面，又如何能兼顾整体？所以，治国应该是理性、自然。没有理性和自然的行政施措，其一切冠冕堂皇的城堡都是建筑在流沙之上的海市蜃楼。所以，如果只有良好的愿望，而不尊重社会的客观情况就主观妄为，便会招致自然规律的惩罚。我们在五十年代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不就是不顾当时的社情民意而执意妄为，以致于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吗？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废除工资制，重新采用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他指出，“人活着只搞点饭吃就与狗搞点屎吃没有什么两样”，“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而人民公社中的“按需分配”，我们则可以在当时山东范县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提出的 “关于范县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中找到：“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对此，毛泽东则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毛泽东并在1959年3月同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负责人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吃饭不要钱这个办法不能变，变了贫农、下中农不赞成，我们中国人太苦了”。同年7月23日在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更是挺身为“食堂”辩护，认为“食堂问题，是好东西，无可厚非”。然而就是这个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的公共食堂，在现实中却并非如设想中的那么美好，以至在当时共产风刮得最盛，大办公共食堂的河南信阳地区流传着一首顺口溜：“一进食堂门(儿)，稀饭一大盆(儿)，盆内有个碗(儿)，碗里有个人(儿)”。我们听后，应作何感想？
    犯错误自然不是好事情，但最难以让人民谅解的是知错不改或死不认错。更重要的是，这种灾难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不就是主要决策者主观施仁的结果吗？ 
  【漫谈】人们曾经认为如果能以进步思想使用国家大权，让政府在国家生活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通过直接和经常的干预进行集中控制的政治经济模式，就能建立起“公正的” 政治经济新秩序。认为这种新秩序可以改善人民的政治经济状况，可以使人们摆脱贫困和不平等，可以使国家成为一个经济发达、使人民享受繁荣幸福的安乐社会。
    最初的这种设计意图，曾被视为的是时代的智慧，但实质上这只能是一种原始的谬误。热衷于集权和平均主义、热衷于干预主义的方针，只会造成经济的低效和停滞，变成繁荣昌盛的主要障碍；它将造成徒劳无益和自食其害的恶果。而且这种方针必将导致逼迫：只不过是受害者不同和受害程度的不同而已。２０世纪进行的这种乌托邦式试验，之所以没能实现其良好的意愿，就是因为我们错误地背离了自然规律。无情的事实促使我们不断地反省路线政策背后蕴藏的哲理，从而使我们理解了市场的作用和认识到国家集权和干预的弊端，开始懂得在适当宏观调控制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才是繁荣的关键。
    事实上，在适当的机制内运行的各种市场力量更有利于实现公平，而即使是仁慈的国家控制也只能实现形式上的平等。指望让国家提供全面的舒舒服服有保障的生活，那只能是甜蜜的幻想。幸福只能靠个人为了自身和家人赢得更美好的生活而作出的奋斗。天上不会掉馅饼，根本就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所以，对于那些运用敏锐的智慧和用勤奋的劳动为顾客生产需要商品的人们取得优厚报酬，我们不应嫉妒和蔑视。
    然而，如果想要取得市场经济所应有的效益，还有以下几条事项必须引起注意：
    一、首先在行政管理上必须营造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严刑峻法，以法护廉，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真正杜绝乱管理、乱捡查、乱卡扣、乱收费、乱罚款等多头行政和多头腐败现象，为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营造一个安全、宽松、公平、正直、和谐的社会秩序。让这种法治环境，为发展各种贸易提供所必需的信心；使政治和经济制度旨在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解放每个人的主动和才能，使置身其中勤劳守法、尽心竭力的人们能劳有所得。所以，一个以效率和生产力来公平竞争的社会，将会累积众多财富。而当市场盛行欺诈瞒骗，特别是当裁判或明或暗地也参预同球员争夺财富时，整个市场经济的基础将会动摇。
    二、国家用可靠的货币政策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以保持货币稳定；压缩政府财政支出，以降低税率。以这种减轻负担的措施来激励投资和生产，从而扩大税基，增加税收总量。
    三、放松政府干预。遵从平等自由的市场经济方针，以市场竞争促使技术创新、管理革新，来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使物价下降。这样既能增加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又能使生产者和雇员的实际收入增加，从而能提高再生产和消费商品的能力；而且这种以提供“供给”而自然带动“需求”的作法，才能真正实现和保持社会经济的长期和谐和与平衡。
    短短几十年，李光耀就把一个贫困衰弱的殖民地发展成富裕兴盛、光芒四射的现代大都会，使新加坡从第三世界一跃而跻身于第一世界。新加坡其经济成就的显著，就是由于李光耀坚决奉行了清廉政治稳定下的公正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故而使这个小岛创造了奇迹。新加坡的成功表明，只要有了有利于企业自由发展的政治经济框架，生活水准就能得到明显的改变。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注释】橐龠：古代风箱。屈：竭、尽。虚而不屈：是说空虚却没有穷竭。
    天地间的状况就如同风箱，内似空虚却不乏物质存在。在天地这个大风箱的自然运动中，万事万物的生灭变化如同出进其中的气分子一样生生不息。天地对于万物的造化生灭，并无什么仁爱偏私之心，而它们各自也是顺应而出，顺应而入。
    多言便如同天地主观地、具体地安排某些气分子行为一样，这样作的后果必然是气分子的自由适应受到扰乱，主观的行为越多，受到的扰乱就会越大，境况就会愈加纷乱，所以还不如持守中立，任由万物自由适应为好。
  【漫谈】明太祖注道德经曰：“圣人之心，无不虚而无不实，无不惜而无不弃。所以惜者，常常惜之。所以弃者，常常弃之。是不弃而弃，不惜而惜，故民乐自然矣。特以铸冶风匣比之，视之则虚而无物，动则其风源源，敛而视之，似乎无物也，然未尝不有也。”
  【漫谈】追求经济增长是好事，但这种增长就像幸福那样，不应该是追求的主要目标，而它只是其政策适当后水到渠成式的一种副产品。
    在二十世纪初，西方根据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政府主导投资和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尤其是适当地运用通货膨胀政策，能够刺激经济、避免周期性衰退，保持较高的产业和就业水平。在短期内，这些政策似乎确实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然而，接着就发生了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就业率下降，经济增长停滞，还有高利率、高国债等现象。这种滞胀就是典型的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造成虚假“需求”的后遗症。
    所以，那种认为有必要以政府赤字财政来刺激有效需求、以高额的公共支出来维持高水平就业的论断，其实是凯恩斯过时的人为造就需求理论的假药方。实际上这是拿纳税人的钱在干预自然经济的优胜劣汰规律，去延续那些必须靠不断输血才能维持生计的难以救药者。资财一旦被用于不赢利的企业、或用于多余的公共部门和人员，就意味着以提高税收、利率和通货膨胀等形式从成功企业和其它纳税人身边把这些资财抽走。误导的投资是计划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事实是政府的超支才是失业率高的主要原因。如果想要挽救经济，就必须砍掉失控的国家开支，并根治乱收费、乱罚款。这样才能恢复高水平的稳定就业。在受政府保护的职位上每多一人，就会使数人因此而失业。为使一个消耗财富的公共部门保住他那人为的工作，就得有几个创造财富的人失去工作。保住的这些工作是大家看得到的、集中的，而失去的工作则是无形的、分散的。
    英国前工党首相卡拉议说：“我们过去常常认为，通过加大投资和提高政府开支就能度过衰退，找到出路并增加就业。我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现在已不存在这种选择，而且过去采取这种做法时，它也只是把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注入经济，跟随而来的则是更高水平的失业。”
    事实上，通货膨胀是货币供应量过分增长的结果。政府的赤字只能用在“反周期的”方向--即用来补偿萧条带来的影响---而且不能是无节制的。通货膨胀的降低必须以限制货币供应量和政府借贷为基础。用于社会高补贴计划的政府开支将导致增加赤字。中央政府应该对地方税进行总体调查，限制地方政府的开支，减少政府借款。
    正常运转的市场经济能够非常敏感地对每一个信号作出适应性的反应，从而可以避免由于压力的积累造成急剧的混乱。由于抑制通货膨胀而进行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可能会有暂时增加失业的危险，但从长远看，是影响经济结构的微观经济管理---如放松管制、营造安全环境等等---而不是宏观经济操纵在决定着所提供的工作数量。现在已没有什么人声称他相信通货膨胀在经济上是可取的。政府没有理由拟订“充分”就业这一指标。而是政府应该建立稳定、健全的货币结构，实行低税收、少加管制和建立灵活的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以促进繁荣和增加就业。让市场上的公司与个人去计算在创造财富的交易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
    李光耀说，新加坡通胀率低，但经济却取得12至14%年增长率。但新加坡的理想并不在于追求任何魔幻增长率数字，而是着眼于我们的劳动力和生产力是否获得了充分发挥，着眼于利率和通货膨胀率是不是受到了控制。所以，中国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营造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要控制通胀现象，就必须控制信贷，而不要过分关注是否能取得理想的增长率。
  【漫谈】公平和正义，两大原则的换位思考。
一、“公平的正义”
    法应该是公正的体现。公平和正义应该是衡量法好坏的标准。但到底什么是公正，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在近现代的西方思想家那里，“公正”概念越来越多地被专门用作评价社会制度的一种道德标准，被看作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原则应该是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来从全社会的角度尽量弱化人们因出发点方面的不平等，也即是因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任意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公平是正义的基础，正义不外乎公平。
二、“无知才能公平”
    什么才是公平？罗尔斯说，理性的个人，在摆脱自身种种偏见之后，大家一致同意的社会契约就是公平，公平就是没有偏见。那么，什么才算是“摆脱自身种种偏见”呢？这是个要命的问题，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第一个关键点，他必须给出一个清晰而严密的定义，才能依据它推导出一整套逻辑理论。罗尔斯的回答绝了：“无知才能公平”。没有偏见就是无知，也就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阶层，不知道自己的天赋和才能，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追求什么的时候，他的决策就是毫无偏见的。当所有的人都在这样一重“无知之幕”背后作决策时，他们所一致公认的社会契约，就是正义的。这样一种人人都无知，因而人人都无偏见的状态，罗尔斯管它叫“原初境况 ”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注释】多言：言，意谓言行。多言，是指超离客观当然的主观言行。守中：事物皆有其自然中正之理，处理事物不失之偏曲为守中。
    窘敝谓之穷，不偏谓之中。天地守中虚之道，弃己任物，万物则自然各得其所。事物之多，百姓之众，圣人不过也是遵循此道而博爱之，岂区区言仁？言行应遵循客观当然，适可而止。事物皆有两端，过犹不及，顾此就会失彼。过分强调了左，就等于错误的忽略了右；过分照顾了上，也即是错误的冷落了下。主观言行的方面越多，失误的方面也会越多。作事应为无为，即是不主观妄为；言说应是言无言，即是不恣意妄言。不妄为妄言，即是守中。
  【漫谈】乌托邦主义者认为，为了社会正义，为了人民更大程度上的平等和幸福等终极目标，为了充分而迅速地实现那些目标，政府有责任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进行“计划”，而为了这些计划的推行，并可在其领域实行压迫和专政。
    “计划”受欢迎的原因很大程度应归于这个事实，即每个人都希望我们应当尽可能合理地处理问题，并在这样做时，应该尽量运用我们所能获得的预见。在此意义上，计划的行为，就只有好与坏的、聪明远见与愚蠢短视之分了。
    因此，现代的计划者和他们的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不是关于我们是否应当运用预见和系统思考来计划我们共同事务的争论。而关键的分岐点在于，出于这个目的，政府是否应该将自己限制于笼统地创造条件，以便最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知识和创造力，让每个人自由的去争取各自认为的幸福，还是为了合理地利用资源，以及根据某些先进的思想意识构造的“蓝图”对人们的一切活动加以集中的管理和组织。
    自由主义者是以这种信念为基础的:只要能创造出平等的竞争，这就是再好不过的指导个人努力的方法。它并不否认，甚至还强调，为了竞争能有益地运行，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法律框架。它也不否认，在不可能创造出平等竞争的地方，必须采用其它指导经济活动的方法。然而，自由主义者反对干涉和协调个人的作法去代替竞争，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计划主义，最后必然会导致对人民的压迫和暴力。
    所以，计划与竞争只有在为竞争而计划而不是运用计划反对竞争的时候，双方才能够在计划问题上统一起来。所以我们应该反对的，只是那种用以取代竞争的计划。
　【漫谈】二十世纪史无前例的政治和经济试验，大多是人们以各种方式试验的中央控制模式，它从各种名目的主义，到无意识形态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总体主义。也试验了权力分散的自由模式。最后的事实传递了一个不可抗拒的信息：无论是从政治、社会来判断，还是从经济判断，国家垄断和中央管制经济总是难以持久地调动人的才能和精力。它们类似的、较温和的强制性手段也做不到这一点。
　　实践证明，愿望的良好并不等于可以违反自然规律而不会受到惩罚，中央集权经济只有靠付出经济上低效益的代价才能得到维持。所以，越来越多认真思考的人，对他们曾经认为的中央计划和国有制的扩展所具有的明显优点进行反思后认识到，这种方式意味着必然要建立大量的官僚企业和产生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官僚体系，而这确确实实对民主构成了一种潜在的重大威胁。而且计划体制其低效的、浪费的、官僚的、易于产生腐败的痼疾，实际上又束缚、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它暴露出了矛盾的根源，那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协调。待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后，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
    政府不可事无巨细的包办一切，而应把个人能办的事让个人去办，企业能办的事让企业去办，社团能办的事让社团去办，把大量的职能交给社会，只办那些个人或少数人办不了的事，充当引导、协调、监督全社会运行的中心枢纽。也就是用必要的法治、宏观调控以及尽可能少的微观管理来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大环境，让人民“全其天性而不害其长”。因为在这种环境中，自由原则可以使人类社会的各种关系达到一种自然平衡的和谐状态，从而使所有人获益。故而，我们应把以往自由主义的民主、市场经济和财富再分配的福利国家结合起来，综合成为一个系统完整的、用于实现社会和谐的公平正义理论。这种理论有两个基本点： 
   一．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尽可能广泛的自由，且大家拥有的自由在程度上是相等的；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要与他人拥有的同样的自由能够相容。 
   二.要在自由之中寻求平等，而不要在约束和奴役之中寻求平等。如果必须对某方有所侧重的话，也要确保在法律法规面前人人平等的同时，承认结果上的不平等，也就是既适当的考虑到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又能激励有能力的人更进一步地去自我奋斗发展。  
    这两个基本点应高于国家，先于宪法。国家基本结构的设计与宪法的制订、具体法律的颁行，均应当以它来作为指导。只有这种设计才能使得社会全面和谐成为可能。
    所以，在能维护和达到这样一个由大多数人民认同的自由、平等、公平、和谐社会大环境的前提下，在能维护和达到大多数人民受益的前提下，宏观调控越疏稀，微观管理越简化，就证明这个政府的政治艺术越高明。故而，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应遵循下列三x四原则：

（一）、政府进行政治和经济宏观调控的四不原则：

   一、能天调不人调（人民大众也可谓是天）
a、不宣扬、不偏向、不钦定、不执行任何个人或少数人认可之“然”，不用其来搅扰、干涉、替代大多数民众的自然之“然”。（这种“然”包括：思想意识、理想主义、伦理道德、善恶概念、行为准则、生产方式、合作方式等等。）
b、经济贸易能市场调节就不人为计划调节。
c、在具体实施调控时，能用其他替代物就不用或少用受主观意识干扰的人。（例如能依据鉴定器、评判机等器具判定，就不依据人的口眼耳鼻等器官判定。）

   二、能虚调不实调
a、在天然之“然”已被破坏的情况下，能用文化舆论方面的诱导、或以在上者以身作则的榜样示范等方式的虚调，就不用或少用行政方面的管治命令等方式的实调。（例如用不尚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隐恶扬善、廉洁自律等等方法。）
 
   三、能本调不末调
a、能用政策调控，就不用具体的规章制度管制
b、能进行根源调控，就不一一进行末稍管理
c、能宏博简捷的对事物、部门、局域进行综合调控，就不繁琐细微的进行分门别类治理
d、能瞻望预调，就不近逼急调

   四、能轻调不重调（这种原则当然是建立在没有历史遗留重大失调的前提之下）
   调控终归是违反自然，这只能是人们在总体规划思维下的无奈之举。顾此必将失彼，所谓积重难返，就是原先主观任意人调的后遗症。为了不给今后留下后遗症，所以必须坚持就轻不就重的原则。

 （二）、政府进行政治和经济微观管理的四少原则：

一、用尽量少的人
二、经尽量少的环节
三、设尽量少的衙门
四、行政管制尽量少的事

 （三）、政府进行行政管制的四重原则：

一、为民除害，重于为民谋利
二、清除行政害民，重于清除其他害民
三、清除行政害民之吏，重于清除行政害民之事
四、清除行政害民之官，重于清除行政害民之吏

意译 
     天地无所谓仁爱，造化生成适宜万物滋生的大环境后而任凭万物自生自灭。
 圣人无所谓仁爱，官清法正形成政通人和的大环境后而任凭百姓自作自息。
 天地之间，岂不正如同风箱一样吗？
 虽若似空虚却不会穷竭，而愈主观妄动却愈会有纷乱生出。
 主观言行越多谬误越多，还不如遵守客观自然之中和之道。

 原十章 载营魄抱一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涤除玄鉴，能无疵乎？
 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生之畜之。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
【注释】营魄：魂魄，精神。抱一：专心于一念。专气：专心 。致：致于，达到。
    将思想精神专心一念依从于道，能做到一刻不离吗？专任自然淳朴之气达到至柔至和，能如同婴儿一样纯洁和不勉强吗？扬雄曰：和柔足以安物。静而不杂之谓专，和而不暴之谓柔，婴儿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不藏是非美恶，故气专而致柔。

涤除玄鉴，能无疵乎？
【注释】玄：玄妙。鉴：照，审察，镜子。涤除玄鉴：谓涤除杂念尘垢，清除主观妄见，使本心清明，虚心观察事物，能似玄妙之镜，照出事物的本原。疵：瑕疵，弊端。
    心灵象一面玄妙之镜，私欲杂念不除则心不能虚，心不虚则鉴物不明，不明则处事不通。老子这里是说，涤除杂念尘垢，清除主观妄见，使本心清明，虚心观察事物，觉悟其本然之理，能达到无瑕疵无弊端吗？

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注释】无为：无主观妄为。
    治国不能靠长官意志，精英人物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摆布历史。人类社会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演化过程，有着自身内在的客观游移性。而且，事物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反面转化，这是事物的内在规律性。而长官按主观意志爱民治国的行为，其后果却往往变成害民。
  【漫谈】人类曾有过许多优秀人才为了建立一个更加美满的世界而不停地思考与探索，精英们也常常依据那些自以为高明的见解向着获取更多的自由、公正和繁荣的目标而奋斗，但是，其结果却往往与先知们的设想如此地不同，最后百姓面对的常常不是自由和繁荣，而是奴役和苦难，这样，天才们不懈努力的结果等于是为社会开辟了一条通向邪恶之路。这正象荷尔德林所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清末刘鹗在所著《老残游记》中就曾言道：“天下事误于奸慝者，十有三四。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清初乾隆时代的监察御史熊学鹏评论说：“天下有欲办事而不晓事者，固足以启纷扰之患。自负才智，睥睨一世，不审乎理之所当然，而妄逞意见，以致治丝益棼者，乃生事之臣，究非办事之臣也。”
   
天门开阖，能为雌乎？
【注释】天门：《庄子》说：“入出无见其形，是谓天门。”此处是指掌握万物生化的无形之门。为雌：雌，母性。为雌意谓柔弱安静。
    老子的意思是说，掌握着事物的存亡关键，却能象雌性一样柔和地允许事物用各种方式来适应道，而不加一丝个人的好恶意志来妄加干涉，能做到这样吗？
  【漫谈】宰相王安石曾语重心长的说道“爱民以不爱爱之为好，治国以不治治之为好，惟其不爱而爱，不治而治，故无为。”孔子也曾说：“无为而成，天道也。”“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而已矣。”
    现代拨乱反正的开放大师邓小平也说道：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注释】知：心机，心术。无知：不动用心机心术。
    上尚好施为，民则竭求妄作；上澹泊寡欲，民将淳朴自化。王弼说：“至明四达，无迷无惑，能无以为乎？则物化矣。所谓，'道常无为，侯王若能守，则万物自化。'”
  【漫谈】老子的哲学思想类似自然主义。马克思说：“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将这二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马克思对自然主义的定义，在一定意义上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老子的哲学思想。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注释】畜：养育。宰：主宰、干涉。玄德：玄妙幽冥之德。
    天地化生万物，生之却不据为己有；四时轮回，万物得以滋养，天地却不恃己功；身为万物之主，对彼却不妄加干涉；万物被其泽得其利，而不知是得以天之惠。这可谓是幽冥之德矣！圣人则天行化，虽有所为，但却不是出自圣人的主观意志，而是因民之利而利之，因民之患而去之，所为可谓是无为。
    王弼说：“生之而不塞其原也，畜之而不禁其性也；不塞其原，则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则物自济，何为之恃？物自长足，不吾宰成，有德无主，非元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主，出乎幽冥。”
  【漫谈】老子认为，天之道也即可为人之法，自然法则也应该是人的行为规范。人类应“放德而行，循道而趋”，“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治国更应如此，即哺育万物却不据为己有，不因此而主观任意地对待万物，让万物得到滋长，却不去作为它们的主宰者。这是人类道德的最高境界，更是治国道德的最高境界。 明太祖曰：“治天下者，务使百姓安，不知君德之何如，即古野老云：帝力於我何有哉？”
　【漫谈】唐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隋时百姓纵有财物，岂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来，存心抚养，无有所科差，人人皆得营生，守其资财，即朕所赐。向使朕科唤不已，虽数资赏赐，亦不如不得。”魏征对曰：“尧、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于其间矣。今陛下如此含养，百姓可谓日用而不知。”

意译
 身体力行，一心致道，能做到顷刻无离吗？
 专任自然淳朴之气达到至柔至和，能象婴儿一样纯洁吗？
 清除主观欲念，虚心观察事物，觉悟事物本然，能作到无瑕疵无弊端吗？
 爱护人民，治理国家，能依循自然而不主观造作吗？
 宏观调控，能象雌柔一样顺应道理而不过甚吗？
 聪明睿智，世事洞明，能做到不动机心施为吗？
 营造浑厚淳朴的大环境，而任由人民自生自长，自作自息。
   生而不据为己有，为而不居功自恃，位居首长而不主观任意宰制，这可谓是幽冥之德。


 原十七章 太上，不知有之

 太上，只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太上，只知有之；
【注释】太上：至上，最好。这里是指最好的统治者。只知有之：人民只知道有他存在。
    尧舜以无为治政，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利泽惠及万世，而百姓无所名其德。所以孔子赞誉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为名焉。”《皇疏》云：“夫名所名者，生于善有所彰，而惠有所存，善恶相倾，而名分焉。若夫大爱无私，惠将安在？至美无偏，名将安生？故则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罚，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誉，罚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
  【漫谈】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当一个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整个集体时，它就是一个好政府；而当它只顾及自身时，它就是一个坏政府。好政府和坏政府是被当权者的道德品质所规定的，而不是被宪法的形式所规定的。如果当权者的道德品质好时，君主制比贵族制更好，贵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形式一腐化就会变成最坏的了；因此僭主制就比寡头制更坏，寡头制就比民主制更坏。”
    他的说法实质上触及了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的真蒂：无论是一个国家或者是社团、组织、行业等，只要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要想得到高效益，其设置原则应是：行政权力必须集中总裁，不能形成多头制；中间环节尽量要少，以保证令行畅通。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戴高乐也曾要求法国宪法授予总统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权力，使之不受国民议会不适当的干涉。从而制止了放任自流和瘫痪状态，给法国带来了政治稳定。而那些状态曾经把第四共和国推向政治、经济、社会崩溃的边缘。所以，独裁只是一种手段，它应该没有好坏之分，好坏的曲分是使用这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例如，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在二战后的日本，就使用了极端专制的手段制定法典和政策，完成了把日本从极权主义的统治下永远解放出来的任务。
    但是，这种总裁制好效果的实现需有一个必要前提，那就是这个总裁必须是德才兼备。这个“德”是指能够遵守本职法规，这个“才”是指能明道行道，也就是说，其必须既不滥用职权，又能通达驾驭全局之道---即是营造一个能使全体员工能各负其责、各尽其力的公正纯洁的大环境，并且具有这样的能力。如果这个总裁无有德才，那么，这种制度便复成为最坏的了。
    那么，能否有一种办法，既可以得到总裁制的高效益，又能防止“正复为奇”以致造成坏的结局呢？那应该就是：人民通过选举来挑选经过竞争后的总裁，并用真正有效的民主与法制对总裁进行真正有效地监督和控制。这种控制，是指总裁只有执法权而无立法权；就是允许总裁在宪法详细规定的执行权范围内，享有强大的总裁自由。所以这种监督不是指导、参与行政，也不是对总裁行政的细枝末节进行繁琐搅扰，而是设有在必要时可以对总裁的重大举措进行多数票否决制，有对其责任罪过的追究制，有在必要时对总裁施行的罢免制。
    但这种民主制，也必须授予总裁简捷畅通的人、事处置权。总裁应对其下属主裁负全责，也就是既可以按其配额能进行提名组阁任免，又必须相应地要承担下属的罪过责任。下级民主制只对上级总裁任命的主裁提名进行遴选确定，并且同上级民主制一样享有对同级主裁的三权。只有这样，各级主裁方能认真的管理其下属，而且也只有这样，各级主裁方能对领导和同级人民有一视同仁的务实工作态度。
    这种制度成败的关键是：
    一、有效地监督和控制。因为权力会腐蚀掌权的个人、党派和集团，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蚀。马克思说，不是个人在保证不违背法律，而是法律在制约个人专横。所以，无有有效监督和控制的权力必然会产生官僚、权霸和腐败。
    二、任何一级民主制只能选择一个主裁由他提名组阁。而且，在能不设副职的情况下，应尽量不设副职。（中国历代就从来没有副知州、副知县之设）因为在任何设有副职的地方，很少不是在进行着明争暗斗。一山不王二虎，一国不可二主。应尽量防止形成一国三公，政出多门，利益都来争，责任无人负，肩膀头差不多高，谁也不能控制谁，能量多用于磨擦内耗的混乱局面。
    我们现行的所谓的集体负责制，大多会演变成两种形式：一是形成一种人人无压力、人人无动力，利益争相有份，责任推诿扯皮，积弊置若罔闻，工作聊以塞责的苟且偷安制。二是演变成一种名义是集体负责使之过错无法追究，而实事却是由个人专断的实际独裁制。这种制度的固有弊端缘由在于：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任何重大行政罪责和失误，都不能归咎 至任何个人，却把责任全卸在了空虚的集体身上。以致动摇本人权势地位的决定因素，不是其处理事物的能力以及成绩的好坏，而是在于其与上下左右的各种人际关系。所以，在这种体制下，干部的精力不是全身心的投入于工作来讨好人民，而是大部份消耗于各种关系的构建，消耗于权势游戏中的明争暗斗。这种现象，不是干部的素质使然，而是体制造成的其势必然！如此这般，想要把人民托付的事办好，岂不是缘木求鱼！
    为什么我们不敢光明正大的去实行可进行有效监督的民选总裁制？让他去“为无为”--- 即人民许可范围内之为，却羞答答用犹抱瑟琶半遮面的扭捏去实行名义上的集体负责制而实际上的独裁制以及实际上的推委扯皮制。名正方能言顺，名副其实方能脉络分明，脉络分明方能责有倏归，责有倏归方能正本清源，正本清源方能长治久安。
    当然，如果上面说的首相总裁制，其监督控制设施若不能进行有效的运作，统治者的腐败和被统治者的无权，早晚也会使人民感到厌倦，那时，社会不是创造出一种更切实可行的制度，便是又匍伏于另一个独夫脚下。
  【漫谈】有篇文章中说：全国的精华为什么常见于参议院而少见于众议院？那就是：众议院是由人民直接选举，而参议院则经两级选举产生。每个州的全体公民选出选举团，由这些选举团选举参议员。人民的意志通过这个选举团来表达。所以选举团选出的参议员也能经常切实地代表人民的多数。但是，他们只代表国内的高尚思想和引导国家前进的理智精神，而不代表幼稚和不现实的一厢情愿，不代表往往招致国家动乱的局部激情和使国家名誉扫地的邪念。故而能坚定、冷静、明智而全面地考虑问题，不为轻率的激情所驱使，不致陷入潮流的迷途而掉进徒具民主形式的陷阱。
    所以，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直接选举领导人可能是不明智的。实难相信群众不会被舆论和风潮所左右；实难想象平时总是处于服从状态而没有治理知识的人，能够选好将要治理他们的人；也无法认为各自忙于谋生的人们有一天会选出一个精干英明的政府。但是，让人民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选出他们所熟知、信任、尊敬、有学识的人当决策代表，再由代表在最短时间内（为防暗箱操作）选出他们认为的德才兼备的元首，并让元首及其班子接受民选的不受元首控制的独立立法机构和独立参议院的日常有效监督，这种程序似乎是可行的。
    因为没有当然的代表、没有任何阶层可以派出能为本身利益辩护的代表，所以议员们在修定法律考虑问题时，都能把大多数选民的意愿置于党派阶层利益之上，故而能总是从为全国和全国人民着想的角度发言。这等于是相对统一了观点，消除了从部分利益出发的纷争。
    人民选出代表去参与国政，是因为他们对这位代表的长处有相对清楚的认识。议员是国家的立法者，相信他会衷心地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每个代表都能积极讨论和提出议案，因为只有他在议会中显示出自己的能力，才可能谋得一好工作，才可能得到选民的继续支持。因此，议员是一有机会就发言；在限制他的发言时间时，也要力争在简短的发言中就一切国家大事提出质询，并在陈述当中加上人民所抱怨的一些不平；在他不能长篇大论的时候，就抓紧时间将所有的问题言简意赅地讲出来，提出他与其选民对问题的卓越而完整的见解。
  【漫谈】古希腊哲学三杰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然而，希腊哲学的这三位公认圣人其实都是希腊民主制的批判者。这是耐人寻味的。亚氏有一句名言：“多头是有害的，让一个人去统治吧！”柏拉图也认为“民主”必然会导致“暴民政治”，它正如同另一个极端寡头专制，所以同样应当被摒弃。
    这是为什么？其实那些所谓的民主，其实质正是象我们的文革时期一样，只是徒有民主的形式。而真正的民主，应是在和谐和公正的大环境下，人民能各作自主。而和谐公正的大环境，却是太上“润物细无声”的捷作。故而，“太上，只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
【注释】其次：比这次一等的。
    比这次一等的，不能以无为治事，无言为教，而以仁义治之，因此人民爱戴而且赞誉他。范应元说：“其次之君，渐不及古，仁义既彰，民虽亲爱而称美之，然朴自此散，不知相忘于道德也。”

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注释】再次一等的，人民畏惧他；更次一等的，人民轻侮他。诚信不足，才使得人民不信任。王弼说：“其次，不复能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故曰畏之。再其次，不能法以正齐民，而以智治国，下知避之，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御体失性，则疾病生；辅物失真，则疵衅作。信不足焉，则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 范应元说：“大朴既散，人伪日生。又其次之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虽畏之而亦侮之也。苏曰：'以政齐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则侮之矣。'故上之诚信不足，则下亦有不诚信者矣。”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注释】悠兮：悠闲的样子。贵言：不轻易发号施令。
    圣人则天行化，营造了质朴的社会大环境，任由百姓自作自息而不妄加干涉，百姓被其泽而不觉，以致有了成就，百姓认为这是由于自身的行为的“自然”之功。所以论衡引击壤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 
  【漫谈】现代人经常受到两种感情的困扰：一方面希望保持自己的自由，一方面需要限制他人的自由。但任何自由都有其限度。最通常的限制是：任何人行使其自由的权利时，不能妨碍旁人的自由。为此人们想出一种具有监护性质的、无所不能的、但要由公民选举的单一权力机构。这种作法，就是等于把中央集权和人民主权结合了起来。
    在这种制度下，人人地位平等，人们憎恶并反对特权。因为平等，使得规则便于划一，划一可使政府不必为制定无数的细则而操劳，更便于中央权力的行使。而且，在这种观念下，政府和公民便形成了感情上的一致。因为国家的元首是经选举产生，并接受民选的独立立法机构监督，所以在个人受到限制时，敌对情绪就减轻了，因为元首执行的是人民的集体意志，全体公民都无一例外的在受着同样的限制，自己在表示服从时也就等于是服从了自己。
    每人都是在为个人的生活奔波，都在为追逐自己心目中的事业而奋斗。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他人的事也与自己无关。人人都没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人人也没有要求他人支援的权利。在他们看来，亲友就是整个人类。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个家庭，那末除此以外他们再没有任何别的归属了。在这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权威的监护性当局，负责保证他们有这种本份的自由奋斗权。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认真的，有预见的，而且是和善的。它可以使社会安宁，可以使公民安全，可以让公民不为自己谋生之外的他事操劳。
    统治者就是把这样的规则之网覆盖了社会，以致使蛮横霸道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成为例外。这网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锻炼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会妨碍违犯其规则人的行动；它什么也不破坏，而只是阻止他人对这秩序的破坏；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有人对他人施暴。在你违背它时，它似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在你遵循它时，它又象是根本无有的样子。
    这样，就使得公民很少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把意志活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每个人都在忍受着限制自己的栅栏。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自由只有在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时才是合理的，而且，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在自己栅栏范围内的自由，才可以使自己免遭无政府状态的侵害。平等使人养成了接受这一切的习惯。他们认为监护人是自己选的，并且可根据其表现能随时撤换，所以人人安于被监护。而且栅栏大小的设置权力也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阶层，而是人民大众。
    所以，自由，并不像这个名称本来的含义可能显示的那样，是指摆脱了一切限制，而是指使一切公正的限制最有效地适用于自由社会的全体成员，不管他们是权贵还是平民。
  【漫谈】老子崇尚的无为政治哲学，对于消解滋事扰民的治政弊端，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依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应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那个地方比较容易快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还说道；“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所以，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并非是互不相容、势不两立的。市场本身并不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自古以来它就是惟一能够客观的、在某种程度上排除官僚体制干扰的、衡量每个生产者劳动贡献的机制。撇开市场经济，是无法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的。社会主义和市场不仅相容，而且实质上是不可分开的。
  【漫谈】老子的“自然”包括人性自然和社会自然，前者是指人依其本性健康发展，后者是指社会组织应适合于人性的健康发展。要做到这一点，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就必须认识、顺应和促进人性自然和社会的自组织过程，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参天地之化育。这种态度是对普通常见的那种用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干涉、控制社会进程做法的否定，
    然而，十分遗憾的是，精于权术的人却往往难于理解和运用这一管理艺术，“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他们常常用自己的小智来治理国家，倡导出了一种畸形的价值体系，并用以这种价值体系为指导的行动把社会和人民都玩弄于股掌之中，干预和颠覆了人民的自然生活和社会的自组织，以致搞得国家混乱，民不聊生，自己最后也往往落到了黔驴技穷，身败名裂的地步。
    当然，这种结果也不是那些蹩脚的社会统治者所愿看到的事，他们也不希望出现“民之难治”、社会动荡不安等现象，然而由于他们不知道保持社会稳定与其践行自然价值体系的密切关联，以致为了逞强自己的意志，满足自己的欲望，便无情地压迫和剥削民众、恣意妄为，最终是“强梁者不得其死”。因为，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谁也不可能强大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故而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老节目，而在这种经常性的社会震荡中，人们也就难于实现其“自然”。
    社会的自组织机制是一个客观存在，社会管理者应该认识这一机制，顺应这一机制，“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不要轻易地倡导什么，在倡导一个目标之初就把追求它所可能带来的社会整体效应和负面作用都估计清楚，以避免由于错误的理念、路线和政策而给社会造成不协调、痉挛与动乱。这样，在社会管理上就可由盲目转入自觉，把社会稳定和繁荣目标的实现寄托在对社会自然价值体系的正确认识和实践之中。在理解了“自然”就是“自组织”后，我们便可理解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了，这就是通过顺应自然社会价值体系，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所以，“无为而治”即是顺应天道以安百姓，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万物也就各自依循自己的价值体系生生不息。

意译
   最好的统治者，是循道无为，润物无声。他这样做虽然能普济众生，但其德不显，所以人民只知道有其人。
    其次一等的，是主观尚为，欲立善施德。他这样做人民虽然实受损害，但表面却是似有所益，所以人民爱戴并且赞誉他；
    再次一等的，是专权擅威，顺昌逆亡。其设置律令苛刻，以致百姓摇手触禁，所以人民畏惧他
    更次一等的，是浅见薄识，昏庸无能。以致文恬武嬉、纲纪废弛、世扰俗乱，所以人民轻侮他。
  因社会上人们的本性游移，淳朴散败，以致诚信不足，故而世上有人讲诚信也使得人们不信任。
 （最好的统治者）悠然啊，他不主观施为！事情成功了，百姓都说：“这成果是我们自己自然而然办成的呀！”
 

 原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
 或强或羸，或载或隳。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
【注释】取：治，治理。为：施为。不得已：达不到，得不到成功。
    老子说，欲要治理天下而主观施为，我看他是不会达到目的。范应元说：“天地万物，各有其性。君天下者，当辅万物之自由，不可妄为。苏辙曰：'圣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万物归之，不得已而受之。其治天下，非为之也，因万物之自然，而除其害尔。若欲取而为之，则不可得矣。'”

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注释】器：器物，东西。为、执：掌握，控制。
    天下万物各有其神妙的天性主宰其间，不能主观妄为，不能强行控制。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比而周之，是乱天下也，岂能治国家？”违背人情物性的主观妄为，都将会以失败告终。苏辙说：“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为非为不成，非执不留，故常与祸争胜，与福争赘，是以祸至于不救，福至于不成，盖其理然也。”
  【漫谈】哲学家罗素说：“每个人，每种动物和每一样事物都有自己本来就具有的某种行为方式。我们应该使自己行为方式与事物本来就具有的方法和行为方式协调一致，并鼓励其他人也这样做。而现代在科学技术的激发下产生的各种哲学向来是权能哲学，往往把人类以外的一切事物看成仅仅是有待加工的原材料。这又是一种病狂。在今天讲，这是最危险的一种，对付这种病狂，理智健全的哲学应当作一服解毒剂。”
  【漫谈】现代社会生物学家指出：“人类行为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而且今天在整个人类中还受到一些特殊基因的约束。假如人的行动也象一种蜜蜂和红蚂蚁那样具有奴隶的天性，奴隶社会也许会永久存在下去。但是，我们所认识到的最典型的哺乳动物和人的特性，决定了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
  【漫谈】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已的天赋和爱好。  
    所以，对于现代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违背某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虐待、拘禁、逮捕或处死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随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人合作的权利。最后，它也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对政府的行政行使某些影响的权利。所以，民主就是人民在不受任何“圣贤”的规矩下共作其主；自由就是在不违害集体或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自己任其所好而自行作主。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注释】圣人以天下人之心为心，以天下人之意治天下，其所为可谓是无为；无为，是指无主观妄为。顺人情物性执事，其所执可谓是无执；无执，是指无主观任意之执，无违背人情物性之执。既然无为又无执，故也无所谓败失了。《淮南子?修务训》中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又说，无为并非是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而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乃是利用自然之势。是“因时乘理”、“顺物之变”，当事而为，如镜应形，适可而止。
  【漫谈】老子告诫我们要尽量无为、无执，无为、无执就是自然。什么是“自然”呢？老子所说的“自然”，如果要将其翻译成现代用语，最为接近的就是现代科学中的“自组织”一词。所谓自组织，是指事物（系统）不是由于外部的强制，而是通过自己内部的组织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自发地形成有序结构的动态过程。倒如，细胞、器官、生物体，以及生物体组成的群体和社会都是自组织系统；它们自己更新自己，自己修复自己，并且自己复制自己或自己生产自己。
    社会组织的发展演变也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它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在各依其天性本能的交往中产生的自然理性，是相互间长期磨合的结果，它在微妙地平衡着各方的利益和冲突，使之达到和谐。这种自然理性不是出自某个圣贤先知的设计或理念，而个人的理性知识，因受其本身生物属性的局限，不可能将事物间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影响彻底理清。  
    而从笛卡尔的主观主义发展到现代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抛弃传统，抛弃实践，只是凭借精英人物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各种愿望效力，就能建立一种新道德、新习俗、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这种“建构主义”或“理性主义”、“唯科学主义”，其严重背离社会客观现实的错误虽然显而易见，但它凭借其富丽堂皇的设计，美妙高尚的理念，仍然在支配着许多科学家的思想，也在支配着怀有良好意愿的文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的思想。而且，它可能会在今后相当长的岁月里，继续制约着有关理性在人类事务中不应夸大作用的严肃思考。这种狂妄自大病态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滥用理性的、错误的科学学说和理性学说，最为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对人类各种社会制度的发生和性质做出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解释。各种豪杰先知、“导师”、“舵手”还会利用这种解释，以理性和文明最高价值的名义，去诱导民众去干各种严重扭曲自然的事物，这将会给社会造成极大混乱。
  【漫谈】马克思曾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这种人格观突破了钦定伦理本位的传统观念，民众的自然天性被置于伦理本位和基础的地位，不再从属任何圣贤之论，而是强调了人民个人作为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的重要性。陈独秀说：“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自信。因而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漫谈】一个世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大多是由各种不同的民族、阶级、阶层，以及各种不同的文化、信仰、理念、习俗所组成。我们应当允许这些客观现实的多样性和平共处，允许它们各自按着各自命运的安排走各自的路。应当使这些多样性在自由的环境中，达到一个相对和谐的状态，使世界、国家、社会融洽一致。而不应主观地支持一种去反对和压制其他不同者，因为谁也不能靠传播嫉妒与仇恨来建设一个伟大的国家或人类家园。 
    尼克松在１９７２年访华时说：“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有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有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现在许多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世界文明正在接近这样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与其说是各种制度、各种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不如说是以健全的头脑、人类自我保护意识为一方和以不负责任、民族自私主义、种种偏见为另一方的分界线。
    综观古今中外历史，无论是古代的斯巴达克还是近代的法西斯以及现代的霸权主义，无论是外国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还是中国的人民公社，凡是违背人民天性的一厢情愿的强执性有为，总难逃脱失败的结局。

故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
【注释】嘘：缓呵气使暖。吹：急出气使凉。强：强健。羸：瘦弱。载：安定。隳：危殆。
    世间的事物，有的前行，有的后随；有的嘘暖，有的吹凉；有的强健，有的羸弱；有的安定，有的危殆。虽然万物的自然天性不同，可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各自充分地、自由地利用了天地赐于的大环境。王弼说：“凡此诸或，言物事逆顺反覆，不施为执割也。圣人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故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
  【漫谈】《庄子》中说；“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可是，像这样断长、续短的事，恰恰是很多“伟大人物”在尽力而为的事，其目的都是立同禁异。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完全值得钦佩。他们主观地认为有些施为会给他的臣民带来好处，于是就逼迫人们如此这般，可是他们的好心意，却往往成了“熊的服务”，把主人打的鼻青脸肿，使事情弄得更惨。
  【漫谈】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国家，传统、国民性、社会现状也错综有别。政治体制也好，社会规则也好，总有这种况出现，譬如在某国被作为正义或被常识所认可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可能被视为完全相反的东西；在某国行得通的东西，在另一国未偿必要或行得通。所以，如果不考虑别人、别国的特情，而以一己之心度他人之腹的想法、作法是要不得的。各国的历史、传统不同，就当然会有利益的冲突。但是，国际关系必须以认同相互的差异、以互相尊重为出发点，容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多元化。　　
    对于事物认知方面的分岐，对与错的分辨，我们可以诉之于科学和科学方法；但是在理念、伦理、意识形态方面的分岐，好与坏、善与恶、高尚与渺小的判别，却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它只有一个你感情上喜爱不喜爱的曲别，只有一个个人主观偏好的曲别。这方面的真理不存在于任何完全排除信仰理念的事物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垄断真理或美德。所以，这种分歧只应由大家用一种共识来解决：承认和容忍每个人都具有对理念观点有任意喜爱的自由，承认和容忍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作出选择的自由。如果有人非要强调自己认可的对，并强迫别人也必须认可的话，那末这种主观意愿分歧就只好由强力---甚至是诉之于战争---来加以决定了。这样，理念、伦理、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也就还原为强权之争了。

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
【注释】甚：极端，过分。奢：奢侈。泰：过度，过分。
    古圣王所以成德布施，皆不外则天而行之，顺应民意而不妄为，辅其自然而不过分。《论语》中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吴澄说：“凡过盛必衰，衰则亡之渐也。惟不使之过盛，则可以不衰，而又何有于亡？甚也，奢也，泰也，皆极端也。去甚者欲其常如微之时，去奢者欲其常如俭之时，去泰者欲其常如约之时，能不过盛，则可以使天下不亡矣。”

意译
  欲要治理天下而主观施为，我看他是不会达到目的。
  天下万物各有其神妙的自然本性，不能主观妄为，不能强行控制。
  主观妄为将会遭败，强行控制将会失去。
  因此，圣人不主观妄为，所以不会失败；不强行控制，所以不会失去。
  世间的事物，有的前行，有的后随；有的嘘暖，有的吹凉；有的强健，有的羸弱；有的安定，有的危殆。
  因此圣人戒除那些极端的、奢侈的、过分的行为。


 原四十八章 为学日益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取天下常以无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注释】学：是指外饰尚为之学。
    为学日益，是说从事外饰尚为之学的人，贪施欲为的投机心智、行为日愈增益。为道日损，是说遵循本然之道的人，贪施欲为的投机心智、行为日愈消损。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凭誉以显扬，故假饰伪装日益；为己者，学习是为了提高个人修养，因心以会道，故把假饰伪装日益损去。
  【漫谈】王安石在《虔州学记》中说：“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认为“为道”的目的在于“尽性”。他说：“性在物谓之理”，就是说人与物皆有天赋的属性，在人则称为人之性，在物则称为物之理。人性与物理皆出于天，其理相同，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是不能背离人的天赋本性，做事还必须遵循事物发展变化的自然道理。
  【漫谈】领导不仅是作决定和下命令，而且在作出决定之前要倾听各种意见，这才是社会领导者应有的工作方式。要敞开大门和敞开思想，抛开自以为是，容忍他人的观点，并与大多数人的观点思想尽量取得和谐，要懂得作为国人所共有的社会准则要比任何主观准则更重要。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注释】我们应该探讨、效法和顺应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用这种规律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所以，为道者随着对“道”理解的加深，他们脱离事物自性必然的主观尚为行动就会日益消损，消损又消损，以致最后达到完全消除了主观妄为。范应元说：“人心本虚，私欲窒之，则难复其初。渐去之，又去之，以至于无为，则仍虚矣。”郑板桥诗曰：“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洒夜间思。繁冗删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漫谈】“无为”并非是“不为”。“无为”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行为方式，其基本特征就是“因其自然”“不越性分”。而从主观方面来说，就是不要有主动兴事造作的意愿，其行为不出于一己之嗜欲、私利、私意，而是因百姓之思而思，因民之利而利之，因民之患而去之。就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虽有思有为，却不是出自圣人的主观意志，因此实际上可谓是无为。
    在老子看来，“无为”是圣人“治天下”、“取天下”的基本原则。老子提倡“无为”，其形上学依据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其现实政治理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为无为，则无不治”。无为是针对有为而发的。老子认为，“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因此，他大力宣传“无为之有益”。
    在历史上，将无为理解成“固执地不为”者虽是少数，但是，将无为视作政治上的无所作为、放任自流者，则始终大有人在。许多人就是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无为的。“具体到政治上来说，必然会有官员要贪污腐败、为非作歹。对于这些自发的“恶”，如果也“因其自然”，那就是助纣为虐了。北宋《老子》注家在鼓吹“因其自然”的思想时，极少注意到其消极影响。只有苏辙在谈到“因万物之自然”时，在后面明确地提出，要“除其害”。
    宋徽宗喜爱无为之道，但他却对“无为”和“因其自然”产生了误解。在《御解道德真经》中，老子的“无为”就被解释成了消极地顺应自然，完全放弃所为。据他的看法，“大智并观，乃无不可”“道本无相，孰为徼妙？物我同根，是非一气”，无为就是“因其固然，付之自尔”；认为就象季节的更替一样，都是不需要人力作用，自己就可以完成。他误认为，只要他做到“因其自然”，就是一个好皇帝，而他所“因”的“自然”（即大臣们的各种行为）是好是坏，完全不需要他去分辨。不立一物，不废一物，由此而造成的各种后果，他也不必挂心。这样，他完全忘记了老子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而直接步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对天下治乱采取的这种完全不负责的态度，以及他对善恶的不加分辨，实际上是促进了恶势力的发展。其结果是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最后导致了国家的灭亡。
    黑格尔和宋徽宗，虽然是不同国度不同年代，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其对于“自然”、对于“现实”的认识和态度，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黑格尔曾断言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但是他讲这话时，他的“现实的”一词并不指经验主义者所要指的意思。他承认，甚至还强调，凡经验主义者所以为的事实，都是不合理的，而且必然都要成为不合理的；只有把事实作为全体的样相来看，从而改变了它的外表。这是“无为”与“无不为”之间的辩证关系。所谓“无为而治”，是指不要单凭“权力”和“法律”来实施管理，而是凭借“顺应自性”的哲学智慧进行科学管理，正是如同过去时的俗语“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调动千百万”一样的管理。这是一种以最小的领导行为获取最大的管理效益的高超管理艺术。这种管理艺术，对当今的管理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注释】取天下常以无事：喻化治于无形。取：治理。
    治理天下应该精官简政，不用繁政扰民；用繁政扰民者，不配治理天下。清朝有个宰相曾说：“做官不难，莫作怪。”这就是说，不要作违背人情物性的事情。
   《吕氏春秋》中说：“人主好暴示能，以好倡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君臣不定，耳虽闻不可以听，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势使之也。君臣易位，则官职废。官职废，则天下乱矣。”
  【漫谈】毛主席说：“领导的责任有两条：一是制定政策，二是管理干部。”现在我们许多领导下去巡查，动不动就作“重要讲话”，这岂不有越俎代庖之嫌？他如果对其本职之事不懂，可谓是不称职，不称职便应撤换；其人如果称职，你的“重要讲话”说得对是重复，说得不对是添乱，下级将会依你的错误意见执行，因为，“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他的乌纱帽掌握在你手里，其势使然。
  【漫谈】老子所关心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和人类社会，是与人类社会生存有关的状态，是一种类似于自然无为、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自然状态包含事物自身内在的发展趋势，是原有自发状态延续的习惯和趋势。老子眼中的“自然”是一种排除外力干扰情况下的事物自发状态的保持与延续的习惯与趋势，或者说是事物的自组织。老子所描绘的这种“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社会，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自是互不干扰，相安自得，怡然自乐，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自然和谐的田园式理想状态。
    现代社会结构复杂，事物繁多，现代国家的治理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老子的治国原则还是有其合理内涵的，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营造和保持社会自然的稳定与和谐。这一宝贵的政治经验，往往为历代贤明的从政者所接受。而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关键便是尽量让人民自由和平等。
  【漫谈】列宁的老友马克斯?伊斯门先生说，“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因为“它是国有化和集体化不可预料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政冶附属物，而这两者都是赖以建立目标社会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意译
 从事外饰尚为之学的人，贪施伪饰的机心行为日益愈增。
  遵循本然之道的人，贪施伪饰的机心行为日益消损；消损又消损，以至达到不主观妄为的境地。
 不主观妄为，所以事物无有不妥贴之处。
  治理天下，要经常以不骚扰人民为原则，如果经常以繁苛之政扰民，就不配治理国家了。

 原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注释】无常心：谓无主观任意、师心自用之心。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非某一党、派、集团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人民的民主权利是主，长官的行政权力是仆，人民对于政界的关系，犹如大自然统治宇宙，而不应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所以，经过真正民主体现出的人民意愿、制定的政策法律应该是凛然不可侵犯，任何个人、党派、阶层都没有特殊否决权。故而圣人不以一己之心为心，而以天下人之心为心，不自专快意，不以民众代言人、“人民的意志”自居，不以一己或任何党派、集团的思想意识来强奸民意，而是真正尊从国人的选择。而所谓民族、种族、阶层意志，或者所谓“先进”、“科学”、“神圣”或冠以其他美妙标牌的意志，却是任何时候的阴谋家和所有时代的暴君经常盗用的口号之一。
  【漫谈】主义、路线、方法，都只是过河的方式而已。过河是个难题，当然就要加以研究了。问题是研究研究以后，慢慢就会忘记过河这个目的本身，而把目的转移到单纯对船的研究上，而且，沉迷于研究，就会力求越来越完美无缺，结果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形成了即使能涉水过河也成为了非法，甚至于还形成“过了河还一直背着船走路”的后果。
  【漫谈】无论是宗教、政治、主义，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幸福的“手段”而已。但是，根本目的却往往被意外地忘却，而作为“手段”的宗教、政治和主义，却常常反过来束缚了人们去追求幸福。这真是颠倒了主次。我们应该时刻牢记，为人们谋幸福乃是最根本目的。但是，如果人民不存在建立服务于共同福祉的某种制度的共同愿望，那么如何使这些制度产生呢？强加于人民吗？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人民的幸福总是比抽象的“真理”或“意识形态”“主义”更重要。脱离民众，虽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也只是空洞的理论，毫无实际的价值。唯有“百姓之心”才是各种判断的基准。与这根本目的、与现实状况不相称的、欠缺灵活性的思想就是教条。脱离这根本目的、脱离现实而死抱教条的作法，就是不以“百姓心” 为基准，而是以教条来裁判人，这样的愚昧悲剧不应再重蹈覆辙了。
　  俄罗斯民谚说：“眼中有人民，即见真理。”如何对待人民，可说是触及了事物的实质！从这一点来检视领导者，检验他们是真正的良善者抑或伪善者，洞若观火。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漫谈】二战临结束时，丘吉尔在大选中落选，他感慨的言道：“只有伟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负义”的民族。”因为，今天不是昨天，功绩与职务是两码事，感情不能代替理智。所以，把管理人民的职务当作财富，来行赏赐功，不但是对人民的蔑视，同时也将成为一个民族的悲哀。孙中山曾说道：“我们是为国民而存，而不是国民为党而存。” 胡耀邦也有句名言：“如果人民不欢迎我们，就该我们下台了。” 
  【漫谈】“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是一条社会政治明显的分水岭。正与邪，善与恶，路线政策的好与坏，都将由此而分道扬镳。例如，宋徽宗就是忽视了这一条，从而走向了听之任之的极端。
    而另一极端，其行为者则是或真心或假意的越佾代庖主观的造作一救世主来强奸民意。这一救世主的名称，可能冠于所谓精英、天才、龙子、佛、圣等等，也可能随着时代时髦名词的变迁而冠于某个人种、民族、国家、阶级、阶层、集团等等。例如，19世纪直生论漫延至哲学和政治，就是将其推向了这一极端。这种理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目的或有道德意义的前景。进化具方向性，在向着预定目标进步。黑格尔的社会政治论就是基于这样的机械论和目的论而创立的。
    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宣称，宇宙中存有最高“理性”，它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而显示出一种合理的历程，人类历史正辩证地按其各阶段发展下去。为什么世界历史必须经过这些历程，不得而知。似乎“理性”正努力地去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并将其付诸实践。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在按照这样一个必然的历程在发展，而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则是民族精神。在每个时代，都有某一民族受托担负起引导世界通过它已到达的辩证法阶段的使命。而且，终极的人类存在是国家，而不是个体。国家代表着社会的形态或精神，而国家又是通过一些伟大领袖作为象征的，这些领袖会自然地赢得人们的忠诚。”
    这简直就是独裁合理论！按照这种理论，无论是伦理或意识形态，个人对集体的服从是合情合理的，认为这样会使人类向着进步的目标发展。黑格尔的这种伦理学对政治学的关系向世人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伦理问题。假定正当的行为所应该追求的善就是整个集体的、或者最后是全人类的好处；那么这种社会的好处是否是个人所享受的好处的总合呢，还是它根本上乃是某种属于全体而并不属于部分的东西呢？
    所谓推进“世界历史必然历程”的原动力，黑格尔把这一最高角色指派给日耳曼人。“日耳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黑格尔还称赞卢梭的观点：把总意志和全体人的意志分开。认为，君主体现总意志，而议会多数只不过是体现了全体人的意志。总意志有实现这一绝对真理的那种自由。
    这真是一种无上妙品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指你可以不进集中营，这种自由不意味着民主，也不意味任何通常的自由，这些都是黑格尔所鄙弃的。法律的“精神”由君主体现，而被法律所管制的“精神”由他的臣民体现。君主有把有自由思想的臣民投入牢狱的自由。最后，历史终于让希特勒扮演了体现总意志这一角色。
    历史就是这样在屡屡向我们提出警诫：把一种理论或主义、思想----无论其是谬误或是部分正确部分谬误、或者甚至被风靡为伟大圣明挂着“科学”标牌的理论----当成绝对真理，并由各种名目的“救世主”在理性主义冲动的鼓舞下，不容置疑地在其基础之上建立社会政治体系，那将类似于在流沙上建筑大厦，无论其他设计如何精确，也挽救不了它势必倾覆的命运！
    胡适在1919年时就觉察到了这种绝对“主义”的潜在危险性，故而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明确的指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了。”
    上类错误的造成，都是因为将筹码押在了知识的确定性和思维的明晰性一边，却没有从意识的整体背景出发，把人类意识作为一个感性和理性、意识和无意识互补的统一整体来考察，来指出单纯逻辑推理的局限性。在探索万物总知识方面，爱因斯坦曾经警告说：“不管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功是多么巨大，我们确实没有一个可靠的方法或有把握的算法，因为我们必须靠人的可错的思考能力来进行工作。科学的模式远不是冷酷的理性向无情的胜利进军，这只能在蹩脚的科学教科书中存在。”而且，一种理论、学说或宗教只要是和一个专制政府结合在一起，政治的动机就会大大改变其原始面貌。所以，往往出现的可悲现实是：在文明民主的国家，实践启发理论；在愚昧独裁的国家，理论鼓动实践。罗素说，移植来的思想之所以很少成功，这点差别也是其中理由之一。
    故而，社会政治的设计，应放在基础科学真理尚未确知的共识之下，它既不能依赖由纯问题知识取向（现有知识的应用，主要以适应设计的需要），也不能指望由纯科学理论指向。但是，这上层建筑却应有一个虽然位置在作着不定向游移，但却是牢固可靠的类球状支撑点，那就是“百姓之心”。所以，这上层建筑的特征只能是一种结合模式：在科学本身的地图上它有意位于没有标明的地区，但它的设置却是来自可靠的感知研究结果，可以或早或晚的能对国家和人民有所利益。这种结合模式，就是由知识和自然这两个相互缠结的设计理念将上层建筑在“百姓之心”这一支点上建立起来。故而，社会政治这一上层建筑，应随时进行自身调整，它的调整艺术，类似杂技演员在球上踏跷板，应当以球心为重心---亦即以百姓心为心---随时追求与其合谐。
  【漫谈】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是直线前进。人类社会中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在许多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合力,会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曲折性。例如，我们能说“虎狼之秦”是正义的吗？但它却终于兼并了天下。我们能说成吉思汉是正义的吗？但他的铁蹄肆意践踏了欧亚大陆。所以，历史进程往往是变幻莫测的。一位精明强干的领袖，尽管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其生命力比较脆弱，他也可能战胜一位软弱无能但却是从事着一项富有生命力事业的领袖，或者一项邪恶的事业却能够战胜一项美好的事业。所以，既没有一套简单的、一成不变的准则来预示历史，也不能用它来评价历史。
    直生论与机械论以及目的论，都隐含着一个重要的争论，那就是到底是适应在导致进化，还是程式发展在导致进化？直生论认为进化是直线的，机械论把未来看成是蕴含在过去之中，而目的论者则认为要达到的目的是事先能够知道的；他们都认为控制进化的力量存在于事物内部，因而事物的发展都是沿着由事物本身决定的途径在进步。他们都信仰必然性，认为进步是一个普遍规律，这种态度是十九世纪的特色。然而，这种发展观，保持了一种只能从有神论那里才能找到依据的宇宙乐观主义。人们就是精心培育了这样的神话:我们正在从事的新事业，我们既不能使其逆转，更不应加以阻止，而应做这种历史必然进程的促进派。然而这种种神话，并不是“客观事实”的结果，而只是一种观念僵化的产物，这些看法已酝酿和传播达半个世纪之久，最后演变成了支配我们一切政策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所以，他们这种进步导致进化的观点，扩展到社会政治领域的结果，就是必然要造就一个随着时代变迁而各具时髦名词的---等同于上帝旨意的---所谓的理论“真理”，必然要造就一个随着时代变迁而各具时髦名词的---等同于上帝权威的---掌握着那“真理”的“舵手”、以及类似的“两个凡是”，必然要造就一个随着时代变迁而各具时髦名词的---等同于上帝行为的---战争（或其他行动）合理论，必然要造就一个随时代变迁而具时髦名词的“可恶罪”；只要是条件适合，还必然要造就一个政教合一的独裁统治。因为，按其逻辑：“舵手”正在掌握着类似上帝精神的“真理”指示的向历史必然进程进发的舵轮，而战争或其他任何被良心认为是卑鄙的行为，正是“舵主”在促进这种进步的过程中清除阻挡历史潮流的“可恶罪”所使用的必要手段。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的文革造成的十年浩劫，不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演化而成的吗？   
    不忘记历史固然重要，但更重要是头应让人们洞晓这些罪恶的实质是怎样形成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漫谈】科学证明，自然选择的作用是导致适应。进化不是必然地走向某一方，因为生命有创造自己未来的自由。演化会扩大适应性生物的复制基因量，而复制基因是没有自觉性和目的性的。那些幸运的复制基因，只是靠偶然异变，以及有性生殖具有的混和基因的作用，其凑巧编制的程序优化了适应自然的程度，从而得以广播其遗传。进化就是这样一步步通过基因库内优化等位基因的差别性生存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一切生命都是通过复制实体的基因---DNA分子的差别性生存而造成了进化。所以，自然选择的真正功能是表明生物随时在适应着变化的环境，如果环境不导致方向性，那么生物演化就没有这样的适应性趋向。
    流行的进化就是进步的观点，是因为我们将进步定义为向着预定目标的运动，或者根据一般复杂性的上升水平来定义进步。这种观念极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进化中只涉及变异，并不带有任何的进步形式。在生物学中，任何坚持认为生物向着"更高"生命形式（随其界定）进步的进化论显然都属于是主观唯心的发展观。1991年12月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了一次会议，主题是“进步：一种在危机中的观念和信念”；邀请信评论说，“进步的观念”是在对“理性和物质进步”的信念的基础上陈述的。而这两个信念的价值和有效性现在都受到严重的怀疑。  
    科学家们认为，进化论是客观地研究自然活动的产物，其中不包涵道德和精神的价值。而且，伦理学还不曾做出过任何确切的、有所发现意义上的进步；在伦理学里面并没有任何东西在科学的意义上是已知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说古代的伦理观要低于近代；也没有理由说任何人的伦理观是绝对正确。将人还原为受自然力控制的动物，这是现代科学所揭示的唯物论哲学产生出必然结论。人类社会的政治经历了若干形式，我们不能主观笼统的断言，人民历来都是“水深火热”的生活在各种封建、落后、反动的政治社会中，从来没有享受过自由和幸福。所以，判别一个社会的好坏，不能只凭它的形式，而应根据其实际内容，根据生活其中的人民满意的程度。所以，将社会政治还原于“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也才是客观的真理。
  【漫谈】科学不等同于民间巫术、怪奇、神秘、假权威和盲目的偶像崇拜这些中世纪的祸根，也不等同于病态科学、伪科学、愚昧和迷信，但既便是理性的、进步的、反迷信的科学，也不可用富丽堂皇的激励言词、宏大远景的雄心壮志将自己发展为科学主义。不能任意夸大科学的实际力量，不可过分热心地把某种科学模式引入非科学领域，既便是真科学也提供不出一张指引人类到达天堂的路线图。例如，网络上有篇有关科学与科学主义的辩论，很有意思。现摘抄录下：
    在2006-6-18 5:43:36的发言：我的意思是说：你既然是个科学主义者，认为自然科学可以解释一切，自然科学的结论是唯一正确的结论，否则就是蒙昧，就是愚蠢，就是迷信。但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说，人肉也是一种食物－－不少的人们以前尝试过，不仅无毒，而且很补。而每年白白烧掉的人肉，那是极大的一个数目，而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却在挨饿。那么，如果你能够从你的科学主义的角度，奉劝大家吃人肉－－不再被烧，这不仅会增加人类的食粮，而且还会节约大量的能源，从而无疑是对于人类的一大贡献，完全可以载入史册。那么，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你敢率先领头吃人肉吗？如果不敢，那么，你是否觉得你的“科学主义”可以大打折扣呢？

第一，人肉可养人,可吃！

1:科学家不会干这种“非最大值”买卖,他们宁可到贫困地去人工降雨,飞机播种,机器收割,,,也不会把人肉做成罐头再千里迢迢运过去颁发。
2:自然科学界入社会科学管理,第一条王法肯定是要无条件服从绝大多数人意志的“民主”法,以此定论。

第二，科学是不讲情感的，只讲效用，因此，当你以“情感”为不吃人肉的唯一理由时，你等于在吃人肉的问题上放弃了科学的立场；
第三，那些被你假装深恶痛绝的封建迷信，也无不与人们的情感联系在一起的，对于法什么轮什么功，人们也是表现了强烈的情感的，那么，你说这句话时，是不是意味着原谅他们了而不再高喊“科学万岁”的口号了呢！

  　还有呢？从科学主义、唯物主义、进化主义的角度来说，人为什么不乱伦呢，就地取材多好啊！他们会辩解说“同类相婚，其类不蕃”！可是，采取避孕措施不就得了－－只收获快感、不生育后代，更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夫妻并不想要后代！我希望科学主义、唯物主义、进化主义者们在人口大爆炸、地球不堪其累的现实状况下，应该积极宣传绝育和乱伦！
　　文新兄一定会用这样说话“不文明”来反驳！可是，试问：科学就是要回避事实、回避问题的吗？ 

　　兄台，没有偏题！我只是逼着科学主义、唯物主义、进化主义者们面对一些一直被他们回避的难题而已！只有逼着他们面对这些难题而感受到他们心中同样有的神圣人性的难堪时，他们才能弄清楚他们所秉承的那些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从而才有可能走出蒙昧的状态！

    应该提倡科学，不应该提倡科学主义。 在哲学版块里宣扬科学主义，犹如在男人的世界里叫卖胸罩，只能引起恋物癖者的兴趣！

　　瞧被科学主义害的！希特勒、东条英机及他们的军队与非洲的原始部落之间难道不存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异吗？你说的“人性的发展”是不是指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杀起人来，比非洲的“原始部落”更狠？
　　在领悟“唯物主义、科学主义、进化主义是现代蒙昧主义的主要形式”这一点上，文新兄在这一生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注释】善者：是指未被贪欲蒙蔽之人。德善：是谓非但不歧视，而且用“道”至诚不移之大德予以善待。
    百姓之善良者，能循乎自然，圣人以“道”予以善待，使之“善有善报”，其善心则会更能加固。百姓之不善良者，是因私欲贪心蒙蔽了本性，圣人亦以“道”的至诚不移之德而善待之，则会被感化而复归于善良。因为所有人的本性是一样的。君子爱人以德，使天下之人物，共包涵于化育之中。以善济善，天下之善扬，以善化恶，天下之恶亦隐。
  【漫谈】德善就是说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人，这是什么意思呢？确切地说是自己如何爱自己的呢？一想到这个问题，将会发现对自己也并没有什么喜爱的情感，甚至对个人也并不总是感到满意，有时也会感到厌恶。那么很显然，爱人也并不意味着喜欢他的某些做为，但是，我们应该尽量设身处地地去想问题--但愿他不那么坏，希望他会得到拯救而改过。所以，不善者的淳朴天性，虽然是因受私欲蒙蔽而暂呈隐性，但却没有泯灭，因而圣人用道的光辉将其唤醒、激活。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注释】信者：诚实的人。
    百姓之诚信者，圣人以道信之，则民众之诚信不变。百姓之不诚信者，是因私欲蒙蔽了本性而诈伪，但圣人仍相信其本性可复，并用大道至诚不移之德使之恢复本性之淳朴。
　　
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
【注释】歙歙：收敛，指收敛情欲私见。浑其心：心思浑厚、淳朴。
    圣人之心与百姓之心，其初均同乎虚静，纯粹至善，未有恶。惟圣人清静无欲，能全其初。故圣人之在天下，收敛其心，无为无欲，顷刻不敢放纵，百姓则自化。

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注释】导民之术，在上所先；上所施，下所效。婴儿生，无教师而能言，是因与能言者相处。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圣人清静无欲，民众也如同婴儿一样朴实纯真。

意译
  圣人没有主观成见，而是以百姓的心愿为心愿。
  善良的人，我善待他；不善良的人，我也善待他，用道的大德来予以善待。
  守信的人，我信任他；不守信的人，我也信任他，用道的大德来予以信任。
  圣人治理天下，收敛起自己的情欲私见，为的是让天下人心复归于淳朴。百姓都用耳目注视着圣人的所作所为，圣人善待他们皆象善待婴儿一样，并使他们回复到婴儿般纯真质朴的状态。

 原五十七章 以正治国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注释】以正治国：以正直的教化来治理国家。以奇用兵：兵不厌诈，兵贵神奇。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董仲舒传》对策曰：“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无有邪气奸其间者。”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唐太宗曾谓萧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
  【漫谈】子张问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漫谈】要想使人们能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这就需要让自然和谐法则在社会中形成气候；这就需要有一个支持这种气候的经济环境，即是让人们能从自己的正直自强行为中自立，能够“多劳多得”；这还需要有一个支持这种气候的政治环境，即是有一批正直、廉洁、尽职尽责而又不主观妄为的人在社会上居于领导地位；同时还需要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创造一个洁净、淳朴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在人的幼儿时代，其纯洁的心灵如果受到了污染，再想加以矫正，那就要费很大的力气，所以要让他们尽量不要接触到不利于身心健康的东西。

  以无事取天下。
【注释】以无事取天下：谓用不贪为妄施来治理国家。
    政府的职责应是加强宏观管理，整顿秩序，运用行政权力，消除非正常因素，营建宽松和谐的公正环境，任由人民自作自息。圣人能通自然之理，畅万物之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以至能以无为来治理天下。
  【漫谈】现代哲学家诺西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个体拥有权利；在某些事情上，任何他人或任何团体都不能进入个体的天地（除非个人冒犯了他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如此深远和强烈，他们导致了这样的问题：政权及其官员们究竟可能做些什么。”实际上，诺西克眼中的理想社会是由尽可能小的政权统治的，这个政权的权力只是使公民免遭暴力和欺骗，但却不排除公正下的不平等利益。除非地方团体自愿进行平均主义的实验。
    而有权力的绝对平均主义是施用强力还是只施用较温和的举措，是施用没收式的税收还是施用国有化或者是压制性的规章制度，这个问题最终取决于其权力所向往的平均主义的程度。在减少经济自由的过程中，国家对经济或社会某一领域的干预会导致难以抗拒的生存压力，以致将要求将计划进一步扩大到其他领域。如果平均主义者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底，将意味着消灭一切自由，最后将导致形成一个由官僚们随意统治的国家。而绝不会成为人们所认同的---在民主和法治下，一个只有有限规模的政府的国家。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注释】老子说，我是怎样知道必须"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呢？就是根据以下这些现象得出的结论。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注释】忌讳：禁忌、禁令。
    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法律、禁令、忌讳越多，在实行之中流弊就会越多。如果上令频示，有因层层宣告以至事成“三豕涉河”而变其实质者；有因中间奸胥滑吏借此拉大旗作虎皮，任意发挥，装神弄鬼，残民自肥者；有因政令烦苛，动多忌讳，民无所措手足者；中央有政策，下官有对策，滥官污吏失于约束，则将更肆意弄权枉法、巧取豪夺、假公济私，结果百姓得到的将是是福焉？祸焉？
    例如，我们现在各地搞的很多形象工程，以长官意志逼种逼养，其结果却是劳民伤财，以致百姓怨声载道。德国诗人海涅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这句话用来表述滥施政令在经传播过程后产生的结果往往与其本意大相径庭是颇为贴切的。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注释】利器：损人利己之器。伎巧：诈伪巧技。
    当政者以权谋私，民众则以巧伪谋利。以巧伪谋利，人之淳朴之心则变。如此各种左道旁门则丛生滋起，国家将愈加混乱。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注释】滋彰：显明周细。
    礼禁未然之前，法禁已然之后。在上者不能无为无事而使之自化，方且严刑峻法以禁奸智诈，滥官污吏则趁机弄权枉法、巧取豪夺、假公济私，穷民则相率而为盗。故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漫谈】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仲弓问政于孔子说：“雍闻之，至刑无用其政，桀、纣是也；至政无用其刑，成康是也。信乎？”孔子说：“圣人治化，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是以政导民，而以刑禁之。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风败俗，于是用刑矣。” 仲弓问古今刑教之别，孔子说：“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为教，古之先礼然后有刑，是以刑省；今之无礼以教，而齐之以刑，刑是以繁。”文子曰：“今齐之以刑，刑犹弗胜，何礼之有？”孔子曰：“以礼齐民，譬之于御则辔也；以刑齐民，譬之于御则鞭也。执辔于此而动于彼，御之良也；无辔而用策，则马失道矣。” 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执辔，右手运策，不亦速乎？若徒辔无策，马何惧哉？”孔子曰：“吾闻古之善御者，执辔如促，两骖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礼而薄于刑，故民从命。今也废礼而尚刑，故民弥暴。”
    我们通过十年浩劫的教训，现在大力宣传以法治国，以为法治施行，便可万事大吉，其实这是从一个极端步入了另一个极端。陷入了新的误区。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注释】无为、无事：谓不用贪为妄施来干涉、搅扰人民自然的平静生活。无欲：无贪欲。朴：真诚、纯朴、朴实。
    导民之术，在上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好恶。上邪下不正，众枉不可矫；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王爱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官风乃民风之源，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  
  【漫谈】刘军宁在《老子之道，里根之道   ――造就自由与繁荣的秘密配方 》一文中说,老子的思想是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政治哲学，对此已有广泛的共识。政治哲学，归根结底，只有两种，一种是关于自由的哲学，一种是关于权力的哲学。老子及其天道思想是中国的思想传统中少有的关于自由的政治哲学。与伸张父权的儒家和伸张君权的法家不同，老子的天道思想致力于把个人从一切专横的权力下解放出来。因此，老子的天道思想是一切专横权力的天敌。老子的无为而治主张，在那个父权的君主时代格外刺耳。道家对民众自治的强调，构成了抵御帝国权力触角的有力的文化屏障。
    这些年来，中国人常常谈论如何学习西方先进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经验，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西方也有人在学习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并且成果丰硕。美国前总统里根曾在国情咨文中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名句：“治大国若烹小鲜。”而“治大国若烹小鲜”也正好说明了他的施政理念。而这正是老子发现的治国之天道。
    根据美国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在2001年的一项民意调查，里根是美国公众心目中历来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公众对里根的高度评价与里根的执政成就是分不开的。里根受命于危难之间。当时的美国内困于经济低迷，外厄于赤色强敌和伊朗人质事件，国力大减，国威大衰，人民对国家的前途也感到十分迷惘。作为演员出身的里根，没有从事具体商业活动的经验，也不掌握精深的经济理论，更没有涉足国际事务的背景。然而，里根却奇迹般地迅速扭转了美国经济乃至国运的颓势，降低了一度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经济也出现了朝鲜战争以来最高的增长率。在国际政治领域，里根更是凭借自己执着的信念和美国的实力取得了历时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胜利，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极权主义阵营土崩瓦解。
    里根在治国上的成就是怎么做到的呢？最近美国有本新书名为《里根之道》。该书探讨了里根的成就与天道思想的关联。作者认为，里根是个懂得天道的人。他把天道看作是自然法，看作是一套关于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客观真理与客观价值，视天道为一切道德判断的源泉。他牢牢地抓住了天道思想，把他政治哲学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我们世界是受不可改变的真理所统治的。他认为，美国《独立宣言》中人生而自由并享有若干天赋权利的开篇辞，正是人们牺牲了无数的生命、损失了无数的财产之后才明白的天道。他对自由市场、有限政府、个人自主的坚定信念，使得他无为而无不为。他信赖每个普通人身上的天分、潜能，并为其发挥创造最大限度的有利条件。儒家给统治者的建议是让老百姓对君王有信心；老子给统治者的建议是让人民每个人都对自己有信心。里根是按照老子的建议去做的。里根在1976年在宣布参加竞选总统的演说中强调，“我们需要一个对人民的能力而不是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的政府。”老子强调政府应该无为，就是因为他对人民有信心，对政府的能力没有信心。
    里根认为，美国宪法乃至整个国家体制是建立在三个字基础上的。这三个字就是“咱人民”，这是美国《独立宣言》中的最重要的关键词。1984年，里根总统在访问上海复旦大学所作的演讲一再突出了他与老子的天道思想的根本共识：“我们相信每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尊严。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特殊天赋和才干、每个人自主、自立的权利格外珍视基础之上的。美国的宪法为什么如此特别：因为这是人民给统治者立下的、以防范统治者为目的的宪法，不是统治者领导下为防范人民所立下的宪法。”里根总统在1987年的国情咨文中对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说，“在别的宪法中，政府告诉人民怎么做；在我们的宪法中，咱人民告诉政府怎么做，而且只能按照宪法上规定的去做。别的革命是用新的统治者来取代旧的统治者，而我们的革命却立人民为主人，雇政府为仆人。在美国，是咱人民说了算”。
    里根这种人民本位的思想与老子的天道思想一脉相承。在人民本位的立场上，中国传统中没有人比老子更彻底。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里根说，“我们这个国家有个政府，不是我们这个政府拥有一个国家。除了人民所授的有限权力之外，政府什么权力也没有。” 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里根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就是问题。里根还说，人类的心灵是不受约束的，人的精神没有围墙，人类的进步没有障碍，除非我们自己立起这样的围墙，设置这样的障碍。而这样的围墙和障碍常常就是由政府以政绩的名义树立起来的。
    里根是演员出身，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既没有文凭，也没有职称，知识面既不广阔，也不渊博，对经济问题和国际政治的学术知识可谓少之又少。他所知之少，成就之大，知识与成就成反比，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懂经济并且不去干预。如果某个总统或总理认为自己是最懂经济并且不择手段去逞能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用老子的话说，其祸莫大焉。理想的领导人最好是不懂经济，即使懂也认为自己不懂，认为自己不懂经济的领导人最懂经济。老子与里根的相同之处在于此，美国人与中国人对领导人要求的相异之处也在于此。
    里根的巨大成就是对老子学说的实用价值的一个极好的证明。这同时也说明，老子的天道思想既是跨时代的，也是跨国界的。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导致美国强大的秘密配方，正是老子的天道思想中所揭示的秘密配方。美国的制度与天道思想的神髓是完全一致的。里根所做的只是回到了美国制度的根本。如果老子的哲学与美国的制度背后的价值相冲突，而里根又行老子的哲学，那他岂不是违背了美国的立国之本。可见，老子的哲学与美国的立国之本在根本上并行不悖。天道不仅是由弱变强的强国之道，而且是由贫变富的富民之道。
    也许我们还无法说出，里根在多大程度上在哪些具体的观点上受到了老子的影响，但是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老子的思想已经进入了里根的视野，即里根主动地认同了老子的一些政治哲学。第二，里根的政治哲学和执政理念与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和老子思想都是完全相通的。这意味着，我们不必去追问里根的理念到底是来自古典自由主义，还是来自老子的“为无为”思想。但老子的思想为众多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所信奉、赞赏、笃守，我们可以据此认为，老子的思想在本质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一致的。 
    老子及其天道思想的意义在于证明中国自身就有悠久的自由传统，并为我们今天进一步拓展和光大中国的自由传统，实现中国传统与人类自由大传统的接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意译
 以正直的教化治国，以诡奇的方法用兵，以不扰攘人民为原则来治理天下。
  我怎么知道应该这样呢？根据就在于：
  天下的禁令、忌讳越多，人民就越贫穷；
  民间损人利己的器物、方术越多，国家就越混乱；
  人们的智诈伎巧越多，各种左道旁门就越丛生滋起；
  法令越是繁苛，盗贼就越多。
  所以圣人说：“我不主观施为，人民则自然进化；我澹泊清静，民众则自然纯正；我不造事扰民，民众则自然富足；我不贪欲，民众则自然淳朴。”

 原五十八章 其政闷闷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孰知其极？
 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其政闷闷，其民淳淳；
【注释】闷闷，法简政廉的无主观妄为之象。
    贤人谦让于朝，小人息争于野。舜、禹有天下而不与，便是以贤才化无事。所以，在上者能不贪婪妄为，人民也就不从事巧伪智诈，以致能风俗淳朴。班固《景帝赞》说：“周、秦之敝，网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移风易俗，以至于黎民醇厚，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其政闷闷，并非是指行政者敷衍塞责、无所事事，而是说只需营建一和谐宽松的社会大环境，让人民公正自由的自作自息。其举措正象杜甫《春夜喜雨》诗中所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既让人民能悄悄地享受润泽，又不搅扰人民淳朴之天性。

  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注释】察察：精审，严苛。缺缺：狡诈。
    礼繁则不庄，业繁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桀、纣之禁，不可胜数，故民因而身为戳。民待刑名规矩而正者，是削其性；待刑名规矩而固者，是侵其德；此皆使民失其常然。上以智伪防民，民亦以巧诈避之，淳朴之风则将败离。
  【漫谈】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时曾说：“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
  【漫谈】据说：因为批判旧传统、毁弃传统文化，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普遍地下降了。证据是明摆着的：举凡见义不为、损人利己、阳奉阴违、麻木残忍，等等等等，都证明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已经沦丧到何种地步。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不管是在日常生活的任何一个场合，还是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你只要是说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普遍地下降了，就会得到一大家的一致应和，绝对不会有人出来反对你。
    说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下降了，其潜在的含义是说：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应该为中国人民的道德沦丧负责。当然,它们也必须为中国的经济落后政治落后负责。有的人眼光看得更远，他们认为：信仰的迷失才是中国人民道德沦丧的根本原因。共产主义没有人相信了，传统的伦理观念被彻底毁坏了，今天的中国人民精神上一片空白，他们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做，他们的道德水平是有史以来最低的。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拿今天的中国人与历史上的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作一番对比，就会不言而喻。
    纽拉特的论文“反施本格勒”中，对此类现象曾有过一个生动的类比：“我们好像在外海上航行的海员，必须重建他们的船但决不能重新从头开始……他们必须利用老结构中的某块在水上漂浮的木材，修补他们的船的骨架和船体。但是他们不能把船放在船坞中从零开始。在他们工作时他们得待在老的结构上并和狂风激浪打交道……这是我们的命运。”这种关于科学的图像，是把科学看作是面对巨大困难永不停息、自我建构的事业。所以，对我们的基本传统，只能是进行修补和局部调整，而不能废弃。文革时代那种“彻底砸烂旧世界，建立全新社会”的作法，只是体现出了一种政治狂热的理性浮躁。故而，我们应该记取教训，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要砸断我们社会航船的龙骨，任何时候都不要废弃我们自己的形成人类天性的基因链。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注释】事物内矛盾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向其反向转化，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性。利与害同门，祸与福同邻，祸福相依而生。也就是说，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福就会变成祸，祸也能变成福。
    荀子说：“权术不正，则祸托于欲，而人以为福；福托于恶，而人以为祸；此亦人所以惑于祸福也。”韩非子说：“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行端直则无祸害，无祸害则尽天年；得事理则必成功，尽天年则存而寿，必成功则富贵全。寿与贵谓之福，而福本于有祸，故曰“祸兮福所倚”。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至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奇僻而动弃理；行邪僻则生死夭，动弃理则无成功。夫内有死夭之难，而外无成功之名者，大祸也。而祸本生于有福，故曰福兮祸所伏。”

孰知其极？
【注释】极：极致、最终。
    老子的唯物辩证思想，不仅揭示了事物对立统一的根本规律，而且还揭示了事物矛盾双方对立转化的规律，形象生动地说明了事物由量变的不断积累引起事物根本质的变化。祸与福发展变化的这种因果关系，谁人能分得清？利为害本，福为祸先。唯不妄求利者无害，不妄求福者无祸。

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注释】奇：怪异。妖：灾害。
    事物皆有其自然中正之道，持守其道，应而不倡，则无偏曲，万物自然各得其所。善本自然，如果不循自然，苟有心而为善，以施为治之，形名执之，则会反生事原，巧辟滋作，善事则能化为妖害。　
  【漫谈】罗素说：“普遍的混乱必然要引起道德的败坏。当你的储蓄明天会被一扫而光时，勤俭就似乎是无用的了；当你对别人诚实而别人却必然要欺骗你的时候，诚实就似乎是无益的了；当没有一种原则是重要的或者能有稳固的胜利机会时，就不需要坚持原则了；当唯唯诺诺混日子才可以苟全性命与财产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再去拥护真理了。这时，如果他有勇气的话，他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就会变成一个冒险家，如果他没有勇气的话，那他就会只求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怯懦的混世虫。属于这个时代的米南德说：我知道有过那么多的人，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无赖，却由于不幸而不得不成为无赖。生命的目的与其说是在成就某种积极的善，还不如说是在逃避不幸。”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自利”特别是“自我保全”，在调整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任何一种德性，我们不能设想它先于这种保持自己存在的努力。所以，在谗邪者受其福，耿正者危其生，的社会环境下，很难期望人们有多高尚的思想觉悟。当然，公正开明的自私自利当然不属于最崇高的动机，但是那些贬斥它的人常常有意无意地另换上一些比它坏得多的动机，例如憎恨、嫉忌、权力欲等等。总的讲，倡导公正开明自利的洛克学派，同借英雄气质与自我牺牲的名目鄙视自利的那些学派比起来，对增加人类的幸福却多作了些贡献，对增加人类的苦难却少起了些作用。
  【漫谈】孟子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告子不以为然，说道：“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但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其实，和谐的人性是一个整体概念，人的多重本质互相融含、多重矛盾达到统一，这就是现实的人性。人的存在背离了人的本质，这就是异化，就是人性的分裂。人性分裂可能是个别人和个别现象，也可能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是后者，那就是时代病，这一时代的社会大环境决定了人性要偏离和谐的中轴线，结果是病态群体的存在便具有了普遍性。
  【漫谈】法律应是能够实施的，而且对违法者也应是公正的。但是法律还有其象征意义：它是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的路标，也是立法者期望的社会应该发展的方向。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得多。当时我还没读到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我说过，他们首先要人们服从，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接着，便是强迫人们作出调整，接受日本人会长期统治下去的前景，让子女通过接受教育，适应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漫谈】托克维尔说：“值得害怕的不但是大人物的缺德，而且正是因为其缺德却使他成了大人物。一些普通公民看到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没有几年就从无名小卒爬到有钱有势的地位后，必定吃惊和眼红，并在心里琢磨昨天还与自己一样的人为什么今天有权了。因此，他们便到这个人的某一劣行中去找主要原因。结果，在卑鄙和权势之间，在下贱和成功之间，在丢脸和实惠之间，便出现了可悲的概念混乱，坏风气也就从而逐渐形成了。”
  【漫谈】心理的东西与物理的东西相比，神秘性也大不多少，实际上二者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例如，如果用振动的音叉触及蜘蛛网，便能反复地误导蜘蛛，这表明蜘蛛天性的反射机制是多么强烈；但是，当它最终不匆忙地上圈套且不再跑出来时，我们不能否认它的记忆促使它正在抑制自己天性的反射行为。对于有比较发达心理资质的人而言，人的天性本能的行为便更容易被理智修改，如果环境是正常的，这种天性的机制几乎无多大变化。然而，如果环境发生巨大变异，依天性而为却不能保证自己的正常生活，甚至生存也将受到危害时，有意识的记忆引起的理念的修改可能促使其采取显著的迂回路线。
  【漫谈】有人曾在网上说：我是一个普通中国公民，我也自信自己是一个正直、勤奋之人，并且我的朋友、同事以及我所了解的一些政府官员当中也不乏正直、勤奋、高智之人。但这些人（包括我）一旦进入到我们的社会机制中，不但无法用自身的好的方面去影响周围的环境和人事，反而慢慢地失去了本身的优点。这又是什么原因？？？我百思不得要领。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最初在共青团工作时说过的一段话，对这位朋友困惑的解悟可能会有所帮助：“我很快就开始明白，党团机关的工作也自有其险变之处。它所提出的现成“游戏规则”，将把你塞进某种死框框。这里，在共青团机关，也有很大的从真正的社会工作者变成当官做老爷的危险，我当初从检察院出来就是想避开这个东西。”

  人之迷，其日固久。
【注释】迷：是说不明于祸福、正奇、善妖这些矛盾双方的反向转化是事物的内在规律性。
    世俗以耳目观天，只见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往往主观施为，趋利避害，而鲜知有害藏于利中，以致治丝益棼，贻害无穷。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注释】方而不割：方则有隅，有隅则易割；不割，意谓内方行圆，挫锐解纷。廉而不刿：廉：清廉。刿，伤。以清廉清民以去其邪，而不以清廉刿伤于人物。直而不肆：率直而不放肆。光而不耀：光亮而不剌眼。
    圣人为人处事方正而不生硬，清廉而不伤世，直率而不放肆，光亮而不剌激。庄子说：“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则民性得矣。”
  【漫谈】布什说：“每一位总统都有他自己的行政作风。富兰克林、罗斯福----里根作风的楷模----密切注视着地平线上发生的事，把一些具体的事留给其他人去做。而卡特却把时间花在了检查哪些人使用了白宫网球场的人名上。”
  【漫谈】唐太宗曾问相国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

意译
 政治宽厚，人民就淳朴；政治苛酷，人民就狡诈。
 灾祸啊，幸福倚靠在旁；幸福啊，灾祸藏伏其中。
 谁能明晓这前因后果？
 旁离了质朴方正的道，正常将反向演化为怪异，善事将反向演化为妖害。
 人们的迷惑，那日子已经很久了。
   因此，圣人为人处事方正而不生硬，清廉而不伤世，直率而不放肆，光辉而不炫耀。

版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