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道德经》分类释译（2008年增订版）]
第三类、遵循道治国安民三大原则（下）
发布时间：2008年4月3日 22时10分
原三十七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
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注释】无为：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无主观任意之为。
至道不损，至德不益，天道无心而随物化。《吕氏春秋》说：“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无私为，故似无为。虚静恬淡，顺物自然，则无不为。
司马迁作《史记》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注释】自化：自生自长，自我进化。
言教不如身教。所以，明堂之治，王中无为，以守至正。上承天之所为，下以正其所为，未有不以德为本者。为政以德，则本仁以育万物，本正己以正万民，本中和以处万事。政皆本于德，有为如同无为。
范应元说：“侯若能守道而虚静恬淡，则无为矣。万物将自化其虚静恬淡，则是无不为矣。”严复说：“老子言作用，辄称侯王，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则言礼，专制则用刑。“
【漫谈】刘晓波在《为什么毛泽东的眼中总是有敌人》一文中写道：
毛泽东诞辰110年，各路毛派和某些商家怀着各自不同动机，借助于官方的“政治正确”而大出风头。毛家亲属也纷纷出版回忆录，盛赞作为伟大领袖和慈爱父亲的毛泽东。然而，他们完全回避了毛泽东对绝对权力的贪婪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即便是被现政权定性为“浩劫”的文革，他们也要“子为父隐”，至多说几句“好心办错事”的搪塞之语。
事实上，被捧为“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恰恰是把所有人都打入地狱的恺撒；他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刻，站起来的只有作为奴隶主的自己一人，而其他人，包括他的战友，全部作为奴才跪拜在地。“没有共产党就没新中国”的歌词，应该改为“只有毛泽东而没有新中国”。
我曾翻阅过多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图书虽然经过精心编选，相信很多更令人不齿的内容在“为尊者讳”的禁忌中被省略掉了，但是，我在阅读这个洁本过程中，仍然感到头皮发炸、后脊梁发凉，脑中毛泽东每天坐在宽大的书房里，手中拿着一支毛笔，只凭他个人的臆想和好恶，在各种自己起草的和呈送上来的文件上圈来圈去，便可以决定一切的一切。对毛泽东来说，行使权力无小事，大到国家决策和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生死沉浮，小到“五一”节口号确定；从一场整人运动的发起到运动的具体步骤和方式，从杀人抓人的比例到审判的具体量刑标准，从剥夺人的财产到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从新闻的发布到行文修辞甚至标点的对错，从党内斗争到党外运动，从选举权到议政权，从阶级灭绝的指标到除“四害”的数量……中国的一切全取决于毛泽东手中的这枝毛笔。别说公开的言论决不能让他扫兴，就是连夜深人静时的梦都不能有违于他的心愿 。毛泽东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行使他个人绝对权力的机会，偌大的中国和数亿人口的命运，就被一个极权者手中的一支毛笔决定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
因为，毛泽东把所有人都作为权力的工具和敌人，从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到远隔大洋的美帝，从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到低级的麻雀。在毛掌权的二十七年内，连续不断地全国性整肃运动，毛大都要定出敌对分子的百分比、甚至要亲自圈定杀人的比例，比如在镇反时期、反右时期和文革时期，毛所圈定的敌对分子比例大都占全国人口的5％以上，以中国的人口基数而论，5％最少也要有几千万人，加上受到株连的亲属、朋友、熟人等，其比例之大几乎搞得人人自危。仅50年代胡风一案，受牵连者就高达上千人；50万右派会牵连多少无辜者，没有人能够精确地计算出来；文革时期的全面内战中对“九种人”的整肃，受牵连的人数不会少于上亿。在毛泽东与人为敌的极权政治中，既有太多的国人被制造为敌人并消失在阶级灭绝之中，也有太多的“亲密战友”被打倒、被羞辱之后，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最典型的例证是靠吹捧毛泽东串升为钦定接班人的刘少奇和林彪。
同时，除了不断地通过大规模群众运动寻找、制造和消灭敌人之外，毛泽东对他依靠的力量——工农大众——也充满蔑视性敌意，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再造共产新人运动，就是毛泽东蔑视民众的最好例证：不相信民众具有自主的思想能力和道德能力，而必须由伟大导师的引导才会生活。
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毛泽东的眼中总有敌人？为什么“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变成了敌人？答曰：只因为他是极权者。
只要是极权者，眼中就只有权力，再无其他“，一切向权看”便成为其信条。他就是权力，权力就是他，统治逻辑和做人逻辑的合一， 更是绝对权力的炫耀，与造核弹、放卫星、大阅兵、搞运动的广场式炫耀，本质上毫无区别。
极权者是人类中最贪婪最自私的个人，因为他把最大的公益资源——统治权力——据为己有，不让任何人与之分享。而对绝对权力的贪婪必然制造出难以灭绝的敌人。如果说，在限权的自由制度中，只有对手而没有敌人；那么在滥权的极权制度中，就只有敌人而没有对手，或者说，为了权力的获取和扩张，极权者会把所有的对手视为敌人，不惜以任何手段消灭之，既可以翻云覆雨、心口不一、背信弃义、落井下石，也可以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粗暴地践踏民意，甚至可以不计后果地滥用暴力。
本来，权力是手段，公益是目的，而极权者彻底颠倒了二者的关系，把权力当作至高无上的目的，把公益当作维护权力的手段。至少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所要得到的，既不是任何主义，也不是完美人性，而仅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权力！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才是毛的动力，“一切向权看”才是毛泽东政治的真相。
1949年之前，他要夺取全国政权，首先就要夺取中共党内的最高权力。所以，在延安时期，他为保存实力而向国民党妥协，口头高喊抗日而实际上尽量避免抗日；他让在国统区的中共喉舌，尽情高歌英美的制度及其政治家，高喊“要*****”、“要自由”、“反独裁”，而在中共统治的所有地区却实施斯大林式的独裁统治，通过整风运动进行党内清洗和树立个人极权；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一面高喊“反内战，要和平”，一面派出精锐部队抢占地盘；战局不利时他就和谈并签订停战协议，有利时他就“宜将剩勇追穷寇”，最后终于夺得了全国政权，成为万众仰慕的“大救星”。
1949年之后，他的全部言行都是为了满足其权力扩张的野心，他要统治中国乃至世界的绝对权力，所以，他对内不断地发动清除异己的运动，宁错杀一千也决不放过一个“敌人”；宁冒着天下大乱的危险，也要发动文革来清除一切臆想出的绊脚石。他对外要充当世界领袖，宁冒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领袖，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大慷国家和人民之慨，向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赖政权输血。他还要充分享受一言九鼎的权力虚荣，让民众学习他的思想、配戴他的像章、高举他的语录，无数次地在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向他朝拜；他让所有的高级奴仆（党内高官和社会名流）为向他争宠而进行效忠表演和相互之间的残酷竞争，不厌其烦地玩弄猫捉老鼠的游戏，对刘少奇的羞辱和对郭沫若的玩耍，可以作为毛泽东的开心游戏的代表。
毛为实现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而滥用权力的结果，不仅使国家在物质上的贫困，更使整个民族的人性堕落，无论是三呼万岁还是凶狠整人，毛时代的人际关系，纵向是主奴，横向是狼羊，每个人都参与向毛的献媚和整人，其目的皆是极为自私而冷酷的：或为了个人的政治进步，或为了个人的自保，理想高调不过是自私动机的遮羞布而已。换言之，在毛泽东时代，一面是意识形态的高调伪理想，是雷锋式新人辈出的宣传灌输，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厮咬的残忍现实，是揭发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无法无天。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众多的幼稚、淳朴的热血青年被蒙蔽而误入岐途。
凡极权者皆有惟我独尊的狂妄，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毛的狂妄，不仅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权力狂妄，而且是自视思想顶峰的知识上道德上的狂妄，文革时期的“四个伟大”就是这种狂妄的典型表现：“伟大领袖”和“伟大统帅”是权力狂妄，“伟大导师”和“伟大舵手”是精神狂妄。
权力狂妄表现为政治上经济上的绝对垄断权，通过全盘公有化来彻底剥夺民众的私产及其财产权，通过深入到每个社会细胞的组织实施完全控制，彻底剥夺民众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精神狂妄表现为思想上道德上的绝对垄断权，通过对“道统”解释权的独断来剥夺民众的思想、信仰、言论等自由权利，通过钦定意识形态的强制灌输和再造共产新人的运动对民众进行洗脑。毛自视为全知全能的先知和导师，而把民众视为需要彻底改造的群盲。然而，毛的狡猾在于：他在言词上把人民尊为国家的主人和奉为历史的动力，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万岁”等口号把人民捧上虚幻的天堂，而在现实中却把人民置于无权利无思想无道德的奴隶地位。在夺权时期，他把土地分给农民，许诺与*****党派分享政权，而一旦掌权，他就以国家的名义把全部土地没收，把所有权力塞进一党私囊。农民不但没有得到一分地，而且被城乡隔离制度固定在农村，农民成了低于城镇人的二等国民，农村成了城市及其工业的供血器。*****党派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权力，而且成了必须加以改造的一群，或变成毛的敌人被整肃，或变成毛的统战花瓶被把玩。
毛把划分敌友作为革命的首要标准，仅仅是夺权和扩权的策略而已，而在惟我独尊的狂妄的毛眼中，没有朋友而只有敌人——已经被发现的敌人、正在被怀疑的敌人和还未察觉的潜在敌人。毛以自己的权力意志偏好为唯一标准并强行贯彻之，顺之者昌而逆之者亡，以暴力和谎言维护只允许歌颂和拥护而不允许批评和反对的统治。毛狂妄得目中无人，他把自己视为绝对完美的君子和绝对智慧的先知，而把其他人皆看作小人和愚人，也就等于在精神上把所有人视为“异己分子”，要么消灭之，要么改造之。除了不断地制造出要在肉体上消灭的敌人之外，还要不断地对其手中的整人工具（广大民众）实施人性改造，即按照他主观认定的标准来“再造新人”，其残酷性一点也不次于“消灭敌人”。
斯大林式清洗大都是秘密警察，以消灭异见者的肉体为主，而毛式清洗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是大字报、大批判、批斗大会、游街示众、公审宣判，既要在肉体上折磨之灭绝之，还要在人格上公开贬低之羞辱之，更要通过思想工作、谈心交心、汇报检讨等方式，逼迫所有人进行自我贬低自我羞辱，让每个人在毛思想对照下，灵魂深处爆发自觉肮脏和自辱尊严的革命。向组织交心、向主席汇报、向人民检讨，已经成为毛时代的必修课，上至国家主席和总理，下至红卫兵和红小兵，无人能够幸免。如果说，阶级专政是对人实施肉体灭绝，那么思想改造就是对人实施精神灭绝，逼迫所有人只认同极权者的价值偏好，让中国只有一个大脑，让亿万人只有一种思想，就等于泯灭国人的精神。
更要命的是，被统治者无论多么驯顺、多么主动地自我改造，也无法达到毛所要求的标准，因为他，压根就不想有任何人超过他，不要说取代，哪怕是接近都不行，所以无论怎样改造也无法达标。
毛是无神论者，却自视为教皇，甚至就是上帝本身，并把其他人全都看作魔鬼：或是隐藏着的魔鬼，或是后来背叛他的魔鬼，或是随时可能背叛他的潜在魔鬼。在此意义上，无论从中国古代的“士子之气”的角度，还是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角度，谈论毛泽东和毛时代，国人更应该缅怀和铭记的，不是毛泽东的思想遗产，而是那些付出惨烈个人代价的异见者，是胡风、林昭、储安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王申酉……
”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
结果，传播光明并能代表中国人民发出正直声音的喉舌被毛老人家的“阳谋”封住了嘴巴，并被无产阶级将几十万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打断，使他们最终沦落成为了不敢讲真话，不敢仗义直言的饭碗集团中的一部分。如果讲人民这个集体也包括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是站立不起来的。
可能也有人会说：知识分子群体不能代表中国的大多数，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代表中国的大多数。那么请看看六十年代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被饥饿夺去二千万生命的农民及无产阶级群体，不知道当他们在肚无一粒米时是否还会象你们一样认为他们是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的？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仪。当广大的老百姓连起码的温饱问题也没解决的时候，你能相信他们在精神也站立起来了吗？
时光究竟还是不能倒流。中国自毛泽东去世以来走的路，可以认为是进步了许多。我们懂得了文革、个人崇拜的危害。懂得了片面强调斗争的危害。但我们一样在犯错，也一样有太多亡羊补牢的事情。
【漫谈】以上论述，虽然观点过于偏激，但所列事实，也并非全然是捕风捉影。但是，审视历史，不应过多的纠缠于个人的功过是非，更不要陷入到是好人好心造成了浩劫，还是坏人坏心造成了浩劫的争论之中去。重要的是要找到造成这种浩劫的根源，以便接受历史教训，从而避免重蹈覆辙。
在接受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辙方面，胡耀邦同志的目光显然更远大一些。胡耀邦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曾严肃地讲到“反对个人迷信”。他指出，把个人同党的关系摆得不正确，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摆得不正确，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搞个人崇拜，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复辟。我们要永远禁止搞这个东西。
胡耀邦在最后的岁月，还在为个人迷信而忧虑。他曾感慨地说，我们党犯过错误，有的错误往往重复多次都没有接受教训，搞个人迷信，历史上大的有两次，结果都不好，但看来有的人至今没有吸取教训。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
【注释】欲作：贪欲萌发。镇之：压制、镇服。
服民应以道德，渐民应以教化。有人认为，道家是企图调和现实矛盾而进入无为之域，达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的境界。其实这是对老子的误解。“无为”并非是不为，而是指不主观妄为。若是不为，此“镇”字又从何说起？镇之以无名之朴，乃是五十二章中所说，“用其光，复归其明”之意。用其光，便是指启发本人的天性良心，良心是人所固有的，它具有“公理”性质，可直接告诉你是非对错。用其光复归其明，人皆可以为尧舜。
范应元说：“人之心易塞而难虚，易动而难静，易迁而难守，易变而难常。虽已相化，而或有复为外物所动，欲起妄作者，则必将镇之以道，使不敢妄为也。”
镇之以无名之朴，夫亦将不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注释】刑之大本，是为治乱。而行政者，首选应是禁奸于未萌。故圣人隐恶扬善，存心至诚，使天下人物，共包涵于化育之中。以善济善，天下之善扬，以善化恶，天下之恶亦隐。故至治之世，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贤不肖各返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人人憨厚淳朴。庄子所谓：“同乎无欲，是谓素朴。”上下同无欲于恬淡虚静，天下将自然安定。
范应元说：“君天下者，至于欲朴之心亦无，则纯于道也，安有妄动哉？无思无为，不动而化，不言而信，垂衣拱手，天下不待教令而自平正也。”大作家托尔斯泰说：“聪明人的特点有三：一是劝人做的事自己去做，二是决不做违背自然的事，三是容忍周围人的弱点。”
【漫谈】哲学家洛克说，在理想社会里，人们能够享有多少公民自由，这要看他们对自己的欲望在道德上能有多少约束，要看他们对正义的热爱比他们的贪婪妄求高出多少，要看他们对明智与清醒的理解比他们的虚荣和傲慢超出多少。也就是说，自由是依靠公民们认识到追求真幸福的必要以及能制驭其炽情。这种认识是他从自己的以下观念推出来的：公私利益固然在短时期内未必一致，长远下去是合一的。假若有一个社会，一律是由既虔诚又有远虑的公民组成的，那么给他们以自由，他们就会按促进公益的方式行动。那样，就不必要有约束他们的人间法律，因为神律已经够了。一个历来善良而现在动邪念的人，会对自己说：“我也许逃得过人间法官，但是我在天曹法官的手里难逃惩罚。”因此他会放弃邪念，去过善良的生活。所以，在远虑和虔诚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法的自由才可能完全实现；若没有这个观念基础，则缺少不了刑法加给人们的约束。
而老子的治国方略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使之“见素抱朴”，让人保持其淳朴的天性，以致贪欲妄为的“炽情”无有滋生的土壤，从而达到长治久安。
孔子的治国方略是：在人的淳朴天性已溃败的情况下，用仁义礼智逐步来“制驭其炽情”，并用其作为洛克所谓的“神律”来达到国泰民安。
所以，孔子治理国家，提倡仁义礼智，此乃是在社会已遭腐败之后的无奈之举，是用其为跳板以致于道。故而孔子说：“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并谓：“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媵残去杀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意译
道从不超越规律任意施为，万物却能顺应自然各得其所。
王侯若能格守虚静恬淡，不贪为妄施，人民将自我进化。
人民自我进化时如有人贪欲萌动，我就用淳朴之道来镇服。
用淳朴之道镇服后，上下即同乎无所贪欲。
上下同无贪欲，共处于恬淡虚静，天下就会自然安定。
原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有为而有以为。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是后礼。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
故去彼取此。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注释】上德：最好的品德。此指遵循道而行的统治者。不德：不固执于主观意愿，无施恩于物的想法。下德：次一等的品德。此指具有次一等品德没能体悟道的统治者。不失德：固执己见，不能抛开施恩于物的自我主观意识。
道有智则惑，德有心则险，心有目则眩。上德之人，惟道是用。而至道不损，至德不益。四时行，百物生，天地之德可谓至大，然而天不以为德，物亦不知其德。古圣王所以成德布施，皆不外是则天而行之。其所作所为，总是遵循客观规律，从不盲从于自我的主观愿望，从不凭感情意气用事。故此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下德者不能体悟大道，而总是执着于事物的表面现象，欲立善以治物，务施德以治民，但他的这些意识、思想、观念，却来源于现象世界，常常具有局限性和主观片面性。而又欲使民歌功颂德，此乃是利用之术，交易之道，并非真德。其殊类分析，刑名执之。虽似有益处，但却损害了人性自然之朴，以至流弊层出。所以说下德不失德，可谓是无德。
【漫谈】逻辑理性，只不过是在世界局部建立了秩序。它是局部的，它一开始产生，就是从排斥和忽略世界联系的整体性和联系的无限层次性中产生，因而，它的有效也只能是局部的。正因为如此，逻辑理性对日常生活的范围内仍是有效的。
以逻辑理性为基础的各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仍旧被人类普遍使用甚至信赖着，原因不在于它自身存在的逻辑合理性，而在于它的实用性和局部有效性；实用的功效，掩盖了这种理性一开始就包含着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偏离了自然和宇宙的原本真相。所以，如果把它用在了它不适用的地方，它不但不能为人类带来和平，安宁和幸福，还会引起种种不可预测的灾难。灾难的根源就是把从局部世界中得来的逻辑秩序盲目外推，从而破坏了大自然的整体秩序。
非理性，是不要理性吗？不，它所否定的，只是那种刻板的、机械般肯定与否定的逻辑形式主义，它抗议的只是理性对意识整体性的割裂。人类应该建立一种新理性，它应该是既超越逻辑而又包含逻辑，它包含认识的模糊机制而又不能归结为模糊认识论。这种理性应该是什么形式呢？那就是整体理性！那就是老子所谓的“道”！
真正的理性应该是解释一切、包容一切、协调一切的，而只有整体理性才可能有此气度，有此雅量，有此神通。整体理性通天达地，洞悉一切；宇宙万物，人事鬼神都在它的洞悉理解范围之内。整体理性是适用于有机生命世界所有存在的东西中的理性。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都是宇宙总规律或客观规律作用的产物，都可以找到其中的种种玄机，因而比逻辑理性更高的理性就在于不拘泥于逻辑而超越逻辑，直接从宏观整体的高度把握世界，对那些琐细的、局部的、平庸的联系变化而不予穷究，而对于整体性的联系则牢牢抓住不放。
人本性的神圣性和非理性是先天的，逻辑理性是后天的。我们不是不要逻辑理性，它是工具，我们要驾驭它为人性服务，为本然服务；如果置人本性的神圣性和非理性而不顾，如果本末倒置，理性只能给社会带来混乱，给人类带来灾难。
老子贬低那种理性和作法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意识到那种理性和作法的表面性、片面性、偶然性和主观性。所以他要求超越这种感性知识而直接深入到对宇宙万事万物的共性---“道”的认识之中去，他认为只有通过对这种普遍规律的认识才可以推导出对各种特殊事物的先验性的认识。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注释】无为：无所为。 无以为：无有主观任意之为。为之：贪施尚为。有以为：为了实现个人功利而作为。
治世应以大德，不以小惠。为政以德，则本仁以育万物，本义而正万民，本中和以处万事。所谓恭己正南面而已，乃是自己以身作则，则百工各尽其职，庶务尽修，上如同无所作为然，故大德者，乃是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无为为之者。故称之为无为而治。
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王弼说：“为而成之，必有败焉。善名生，则有不善应焉。故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无以为者，无所偏为也。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礼节是也。”
【漫谈】网上有张贴子，名为，春节亲历：苗人为何崇拜毛主席？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这话是多么的确切，多么的真知灼见。帖子很耐用人寻味。请参阅：
2006年春节，俺在黔东南民族地区旅行，大年初一(1月29日)到了著名的西江千户苗寨，这个寨子有近1300户苗胞。中午，我们到了一苗胞家里吃饭。与许多家庭一样，这家人也是家庭旅馆，可提供食宿。
围着炉火坐下，主人以苗家的热情，与我们同座饮酒。陪座的是李姓两兄弟，都参过军，其中老大作为铁道兵参加过79年的对越战争，另外一个老四退役后在广东东莞打过工，并在穷困僚倒的时候有幸结识了现在的妻子(而且碰巧的是，妻子竟也是附近苗人）。席间产生的一番对话，按原意忠实记录如下(但与原话有可能有出入)：…
俺问：“你们很认可毛主席吗？”
(两兄弟交替，下同)答：“是啊。因为毛主席为我们穷人做主。”
问：“你们受汉人的欺负吗？”
答：“以前受汉人欺负，现在不了。情况是从60、70年代开始好起来的。”
(介绍点背景资料：1、历朝历代，此处都是中央王朝与少数民族对峙的“边疆”，明清在湘黔交界处筑有军事工事，现留存下来的有湖南凤凰附近的南方长城和黄丝桥古城等；2、不仅汉苗之间，各少数民族间同样不和谐，据说侗族就把苗族赶到了山上，霸占了低地；3、以前在贵州生活的时候，PLA弹压苗族的事件，在民间有广泛的传闻。春节前在网上曾有云南类似事件的资料)
问：“你们这里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好起来的？”
答：“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以前我们这里很穷的，吃不饱饭。那时候寨子里的人就把谷粒随意撒在山上，如果能收一点，就作为补充粮食。(俺猜可能是因为不敢开垦)”
问：“发生过饥荒吗？最严重的情况是怎样的？”
答：“58年、59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寨子饿死了一半的人。干部浮夸，领导来检查工作，就把干草垫在下面，把粮食磊在上面，冒充丰收。”
问：“那你们为什么还认为毛主席好？”
答：“毛主席不知道啊。这些基层的干部黑心，瞒报。”
问：“那干部为什么要浮夸呢？再说，毛主席是最高领袖，他对工作失查，不应该承担责任吗？”
答：“啊……”(两兄弟竟同时语塞。)
问：“你们说生活是从80年代好起来的，对邓小平怎么评价？”
答：“邓小平虽然让我们生活好了，但不平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别人致富，怎么可能？先富起来的人，谁会这样做？”
问：“所以你们依然认为毛主席最好？”
答：“是啊!毛主席建立了新中国，他赶走了蒋介石。”
问：“蒋介石那时，你们寨子里从来没有饿死过一半的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让你们生活更好了；只有毛主席时代你们经历了饥荒。那为什么偏偏对毛主席评价最高呢？”
答：“毛主席时代大家都穷，平等啊。饿死人的不只我们这里，汉人，北方也饿死很多啊…”
俺笑道：“死也大家一块死，所以平等？”
“是啊!”老四笑了一笑，说：“蒋介石时期我们都没经历过，他可能和邓小平一样吧，不平等。”
问：“现在你们不交农业锐了吧？一年能少缴多少？据说全国每个家庭平均只少交200多块？”
老大说，“那得看家里有多少人口，我们家一年下来可以少缴600-700块，负担减轻了很多。”
问：“对政策满意吗？”
老四：“现在的政策比J那时好。J那时，为了防洪强迫我们种树，每家地里按面积该种多少都有严格要求，H上台要求不严格了。除此之外，J基本是个三不管，对我们没什么影响。”
老大显然同意老四的说法，而且补充说：“现在的政策好，我们缴钱少了。而且国民党也来大陆了，统一了，不用打仗了，现在的领导有办法。”
老四插话：“哥，还没有统一。”
老大：“统一了，统一了，国民党都来北京了。”
俺说：“现在国民党说话不管事了，跟咱们这里的共产党不一样。他们那里的领导是大家选出来的…”(老四说：“是啊，现在台湾不是国民党管事。”)
俺问：“现在你们西江苗寨的村官选举怎么样？”
答：“是选的，大家投票。但都是走过场，其实都是上面指定的。”
问：“如果上面不指定，让你们自己选自己喜欢的，好不好？”
老四大声说：“当然好!谁给我们办事，谁为我们着想就选谁!”
……
谈话间，女主人进屋用苗语与老大说了一段话，老大说，家里又来了客人，要失陪。酒饭已毕，就此结帐、告别。
【漫谈】上面记者的问题，“那干部为什么要浮夸呢？再说，毛主席是最高领袖，他对工作失查，不应该承担责任吗？”这话问得十分尖锐。确实，在全国范围出现大批饿死人的现象，做为一个国家的最高决策人，实在难辞此咎。
当年，存在饿人现象的地域之广，在网上帖子内一位山东贫农老汉的一番苦中作乐的幽默谈话中，也略见一斑。而面对小青年们驳斥时的一番话，更将人引入对深层次问题的思考之中。他说道：
这大饿活人，真不得了！1960年，村里每人每天的口粮是二两八，我被饿的实在够呛。自己寻思，咱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呀。就给家里娘们说：“家里就剩这点粮食了，今年春脖子又长，窝在家里就等于全家等死。我看不如这样，我这生产队小队长也不当了，偷跑出去，另外找个地方刨点食吃。一是我逃个活命，二是也给你们娘几个省下点粮食。你与孩儿们在家，挖个野菜，摘些树叶子，掺合着吃，能熬到哪时算哪时吧！”这样，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平原扒上了火车，这一翅子上北悠出两千地去，到了满洲里。没乘想，逃出两千地来还是吃不饱。坚持了两月，心里又想，东北不行，我上西北。就一翅子又上西悠出一万地去，到了新疆。在那里，仍然是挨饿。这下我服气了。全国饿的这个匀合劲，我服气！
什么，三年自然灾害？胡弄鬼去吧！俺种地的还不知道吗，反正那二年老天爷没祸害老百姓。那年秋里玉米棒棰子近尺把长，红薯大块的象月孩子脑袋。粮食弄哪去了？征购的征购，糟蹋的糟蹋，还能剩多少。什么，我农民自己糟蹋能怨谁？我给你说说当时的情况，我再让你说该怨谁。
1958年中央号召要人民公社化，要大跃进，要大炼铜铁，要十五年内赶上英国。所以，秋天地里的棒子没掰完、棉花没拾完、红薯没刨完，上级就调青年劳力去微山湖修水库，调壮年劳力去大炼钢铁，在家的女劳力还要集体搞深翻地，公社还要求生产队限期完成种麦任务。这任务没人怎么完成？我当队长的会变戏法呀！所以有些棉花没送到棉站就倒在了汽车道沟里---反正都是公社的，送到连个条子都不打，还不如尽快把牛赶回来，好完成秋种任务。红薯萝贝没刨就耕地，只把露在地皮上的红薯捡捡。玉米棒子垛在地里，一下雨不烂吗。种麦子让密植，说主席说是密植好。一亩地上百斤的使麦种----说是麦顶三芒就是双千斤，结果来年却是颗料无收。食堂里随意撒泼浪费----反正粮食是全公社统一调拨，节省下也给调走。这些不都是糟蹋吗？就是这样，我让你说，这些糟蹋都该怨谁？
什么，这些不合理的事就应该提意见？你胆不小！甭说提意见，那时一开会就招呼“反右倾”，谁敢不跟着举胳膀喊口号。彭德怀当元帅的，那么大的官，那么大的功劳，还说干就给干下去了，你当草民的还想乍翅呀？旁人没见，俺村王老师不就是57年提意见提的被打成右派了吗。现在一开会就说：“地、富、反、坏、右，只准你老老实实，不准你乱说乱动！要把你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咱是老土，没资格当右派。地主富农成分的不敢吭气，那是当然的了。但即便是我这成分好的，反动派、坏分子的帽子还不是随便就能给你扣上呀。甭说那样的大帽子，在当时，就是说你抵触社会主义建设，拔你的白旗，斗你那思想，成天叫你在会上反省，你就受不了，谁敢当落后分子呀！
甭说旁的，就说那次妇女集体深翻地吧。那是公社各战区巡回捡查评比，争红旗，拔白旗，所以各村都在搞形式。俺村里就组成了一个嫂子战斗队，专门将其安排在检查团必经的路旁地里搞探翻。老远一看检查团来了，嫂子队齐刷的全都脱光了上衣，挥动铁锨，表现干劲。检查团来到一看，眼前一片白肉，奶子翻飞。检查团成员都不好意思正眼相看，团长董黑子勉强向前走了两步，打了个立正，回头刚想赶紧撤走，只见深翻队里跑过来一团白肉，甩着两个大奶子，便跑便喊：“参观团，你别走，我来和你握握手！”吓的董黑子随后撤随摆手说：“大嫂，大嫂，我知道你干劲大！我知道你干劲大！”后来深翻队的大嫂子们还都骂董矮子：“这个黑熊，手搭凉棚前来看人家的奶子，真他娘的不是东西！”实际上那是屈枉了董黑子，人家那是上前打立正行了个举手礼……。我问你，就是现在社会这个开放法，别人让你媳妇在大庭广众面前脱光上衣亮奶子，她干不干？可那时就能叫出这股劲来，你说这是为什么？
说不上来吧！我告诉你，这就是因为县官不如现管，村干部掐着你的鸟食碗哩！食堂里不给你开饭，就能要了你的小命！
什么，经是好经，都叫我们下边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是真理就得坚持？冻死迎风站，饿死不低头？小子，甭在我老头子面前卖钢条！巴掌没打到谁身上谁不觉疼！谁就不知道锅是铁打的。从前比你硬的汉子多的是，干八路的都是玩命玩过来的，比你不是更钢性呀，最后怎么样啦，最后不都成了上边说二，下边没一个敢说叁吗。中央报上登的亩产几万十几万，谁不知道是假的呀，有一个敢说的吗？怎么那么刚性的都成歪嘴的啦？你说说，是念经的和尚都是些歪嘴的，还是念这经念的嘴都歪啦？
什么，全国这么大，中央不可能管那么到？你管不到不要紧，你要是管不到，你就别胡支派呀！你就别逼着庄户人家都去入社吃食堂呀？农户如果还是自己种自己的地，当官的你叫我老婆脱光衣裳亮奶子去呀，你就是给我三千六百万，我不希罕！我不吃你不喝你，我就是不去，你有啥法？现在是端着人家的碗，就得服人家管，而且只能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一个农业户口就卡死你了。那时一说就是：人民公社化，吃饭食堂化，住宿集体化，行动军事化。你敢不听吗？
当时，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就公开的讲，吹牛就比吹老鼠强！各单位报产量时，都拖着不先报，因为后边一个比一个敢吹。你吹的小了，接着就斗你的右倾，办你的学习班，叫你挖思想根源。报的产量多了不是征的公粮多吗？是啊！正因为这个后来才饿死那么多人呀。你报的少了斗你，逼着你自己多报，报多了上边要的公粮就多。上边要的多，下边糟蹋的多，还没开春，食堂里就快揭不开锅了。年根就在夏津县城开会，查各村小黑粮库。地里根本没收那些，都是怕挨整，胡吹的，上那里去挖呀。这就又逼又斗。没办法，只好回村将些种子粮撒在缸皮上，下边垫上麦桔草。
黑心？是啊，我自己不知道是黑心吗，我自己不知道是背着心扣子在做这些事吗？但是逼的你没办法。57年反右派，一个帽子就扣往了30万。谁不害怕！谁还敢不乖乖地听吆喝呀。主席只说了总理一句，你56年提的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步。就吓的总理以后见了主席就跟避猫鼠似的，说一不敢二。后来文化大革命，一个堂堂国家主席，“万岁”小纸条上一个“走资派”就给扣死了。如果真是因为他已腐化变质，你为什么不敢让人民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却要夺权，那不等于是耍泼皮无赖吗！什么，那些都是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小子，念你那书本去吧，那时的政治，靠的都是手腕。什么，我老头子知道什么叫政治？那年头，谁能给别人扣帽子谁就是大爷，谁只能晴着让别人给扣帽子谁就是孙子，这就是政治。正理，什么是正理？胜者王候败者贼就是正理，嘴大的就是正理，墙倒众人推就是正理。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说是浩劫，当年有敢不举胳膊不喊万岁的吗？俺村张富田、张顺田就因说了“万岁”两句闲话，只两句，就死到监狱里了----后来又平了反，可那时，上哪里讲正理去？给你扣上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你就是十恶不赦。
你说这些运动上边的原意都是为了给人民办好事，也都曾经受到了群众拥护、崇拜和追随。是呀，这些我都承认。一开始真心拥护的也的确不少。都认为，谁家的大人不希望孩子过上好日子呀。甭说当时还打着那么好看的旗号，又是帮党整不良作风，又是建设共产主义天堂，又是为了国家，又是为了人民，反正说的净是好事。而内幕里面的实情，有几个看透了的？就是有人真能看透了，敢吱声吗？所以报纸上、喇吧里净叫好的。这样一来，小青年哪个还不愿意跟着干呀，还不都跟疯了魔了一样争取积极吗，可是结果却不是那么回事。整风最后成了杀鸡给猴看，人民公社大跃进最后成了大饿活人，文化大革命最后成了打群架、窝里斗。
什么，伟人的骨气与豪迈体现了国家民族的骄傲和民族的魂魄？那么，我问你，国家是谁的？老百姓三根肠子饿断了两根，你还挺着肚子给谁看呀？没国就没有家，那么老百姓家破人亡了，国还有啥用？甭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摊上你遇到这种情况，把你爹饿跑了，把你娘饿死了，把你兄弟妹妹饿的光睁两只大傻眼，你老婆还被逼着亮着奶子去深翻地，而且，这类似情况还不只是你一家一户，那时，你还会这样唱高调吗？
什么，那却是个人人平等的时代？平等要看是谁跟谁比，要说农业户口，统统比非农业户口的低人一等来说，是平等；要说算是农业户口的，都是三十六孙头一孙来说，是平等。怎么这么说？我给你说说具体事，你半夜睡不着时，摸摸胸脯里面的良心，再咂摸咂摸我说的这话是对还是不对。
那时，农业地里种的粮食，必须统购统销。公家收购时按的是牌价，农民粮食不够吃，还得上小市上花一倍或数倍的价钱去买高价粮。种棉花，棉花的收购价连化肥钱都不够，生产队不愿种，公社就下来查亩数，毁了种上的粮田还得种棉花，说是一斤棉花就是一粒子弹，必须考虑国家需要，人民的需要。棉籽油也得全卖给国家，一人一年只能留半斤。喂的猪也必须卖给公家，要不按国家规定生产队就不分给你饲料粮。卖的猪钱还没喂猪用的粮食值钱，可不喂猪又不行，不喂猪挣不了猪的工分。而一个猪分和粪分就能相当于一个劳力挣的。这样实际上不就是让农民自己包上了自己喂猪的亏损了吗？自己喂的高成本的猪贱卖给公家，自己要想吃肉还得上自由市场买高价肉。那时候什么都要票证，粮票、油票、肉票、肥皂票、糖票、茶叶票、酒票、自行车票，而农业户口者，什么票都没有，女人作月子，连红糖都买不到。这是平等吗？农业户口的就不算人了吗？
还有，那时很多国家干部的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很多国家职工的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她们同样分配口粮，有的即使象征性的交点钱，也根本与粮食的实际价格不成比例。还有，农村青年参军后，其家属吃粮水平，照顾工分水平，都要高于一般。所有这些本应该由国家或个人承担的负担，国家都让农民替代承担下来。那时一说就是全国一盘棋，任何工作都是革命需要，人人都是革命的镙丝钉，党让干啥就干啥，农业第一线最光荣。那时书本上一说就是，工人老大哥，解放军叔叔，农民伯伯，干部是人民公仆。怎么后来当年的大哥退休了，当年的叔叔退休了，当年的公仆也退休了，当年刘邓路线的也退休了，当年四人帮践线的也退休了，当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也退休了，当年打群架的也退休了，都由国家出钱养起来了，怎么就是当年听党的话，老实巴交下大力的农民伯伯没人管了呢？他们那些镙丝钉有功劳，俺家民这个镙丝钉也得有点苦劳吧？那时如果和现在一样能随便择业，地里种的粮食、棉花都能由自己随行贴市任意卖，别人再怎样享福，俺种地的不眼红。可是那时是你国家把农民用一个农业户口给钉死在农村的呀！说种粮食、种棉花，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革命，要奉献。一辈子什么都听你的了，什么也奉献了，到老了却没人管了，光落了个穷大辈。国家该这样光用好话来甜欢庄户人家吗？农民与其他人，不同样都是国家这一个娘的孩子吗？农民难道是野地里捡来的不成？到底农民上辈子造过什么蘖？……。
甭管怎样，现在人家胡锦涛还真算不错，把农业税给免了，种粮还给补贴。虽然比着退休的净长工资来说，钱是不多，可瓜子不饱是人心呀！如果还象头几年一样，让农民养着乡镇干部一大堆，让公安局带着手铐子去村里猛敛提留款，那不但是让农民眼里流泪，而且是让老农心里流血呀！……。
【漫谈】上面这两张令人心颤的帖子，其中那令人残不忍睹的情境，都是怎样造成的呢？岂不都是“太上”的执著有为造成的吗？老子之“经”言教训，岂可等闲视之！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悲剧还会重演吗？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措施，来防止下一个更伟大、更英明的“太上”或“太上集团”用新的“善举”、新的雄心壮志和新的宏伟蓝图再来任意摆布人民呢？怎样来防止其用当然人民代言人的名义，并用坚定不移的执著来指挥社会这只航船向着新的、照样是被“科学”“主义”定义了的“天堂”进发呢？
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注释】上仁是慈善爱人，为之是无企图而为。上义是忿枉佑直，为之是有意识而为。庄子说：“圣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毕见其情而行其所为，行言自为而天下化。”
【漫谈】王弼说：“不能不为而成，不兴而治，则乃为之，故有宏普博施仁爱之者。而爱之无所偏私，故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爱不能兼，则有抑抗。正直而求义理者，忿枉佑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心为矣。故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
范应元说：“仁者，爱之理也；义者，事之宜也。爱出乎理，谓之上仁。上仁为之而无以为者，非以要誉也，无所为而为之也。事得其宜，谓之上义。上义为之而有以为者，将以处事也。苟无私意以为之，则得其宜。而有私意以为之，则失其宜，起争端也。”
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注释】扔：强牵引。攘：揎袖出臂。攘臂而扔之：揎袖出臂以引人就于礼。
导民之术，在上所先；召民之路，在上所好恶。上如标枝，下如野鹿。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如此，则何须攘臂胁迫？《学记》云：“道而弗牵则和”。
【漫谈】范应元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礼虽严而用不迫，谓之上礼。以敬为主，以和为贵。以此教人而齐民也。然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而莫之应也，继之以怒，攘臂而扔引之，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当此之时，敬和安在哉？不如修其身而天下平也。”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是后礼。
【注释】老子反对形名的仁义礼智之心，但却肯定天性自然的道德心，也即是超伦理的本体心。认为仁义礼智，是把人为的形名强加于人的天性，扭曲损害了人民身心的自然，人只有返朴归真，依天性自然而为，才是天人合一的淳朴境界。
【漫谈】韩非子说：“礼者，外饰之所以谕内也，至极之敬，不用文饰。”王弼说：“不能无为，而贵博施；不能博施，而贵正直；不能正直，而贵饰敬。所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也。夫礼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注释】忠信之薄：忠信不足。首：开始。
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自失道之后，世风之下，道德仁义递降，人鲜能尽己以实，结果使得人天性中淳朴、诚信的美德日趋淡薄，是谓忠信之薄。忠信之既薄，则务外饰，以礼约束整齐其民，使之循规蹈矩，弗叛于道。务外饰，则生诈伪；及其末也，以文灭质，故礼可谓是国家混乱的开始。
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注释】前识者：所谓有先见之明的人，先知。华：浮华、虚华。愚之始：邪伪以使人丧失淳朴天性而致人真正愚昧的开始。
那先知者主观的先见呀，实际是道华而不实的虚饰，致人愚昧的开始。所以，确信自己是很聪明的人，往往却是缺少智慧。莎士比亚说：“傻子自己认为很聪明，但聪明人知道自己是傻子。”
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注释】大丈夫：指上德之君。厚：指道。薄：指礼。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谓上德之君处道不处礼。实：指道。华；浮华、华而不实，指智。处其实不居其华：言处道不处智。彼：指薄、华。此：指厚、实。去彼就此：是说圣人应去礼治而取道。
道作为世界的本质、规律，是客观存在，是真理。人们失去道则德不正，在德不正的情况下强调仁、义、礼，必然会向其反面转化。失去了道，人们就会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外在的形名成为人追求的目标。舍"道"而务仁、义、礼乃是舍本求末，必至于乱，所以不如相忘于道德。因此大丈夫应立身于淳厚，不居于饰薄；保持其朴实，不居其虚华。故而应抛弃后者，采取前者。
【漫谈】上德者识其承天治世之大，下德者识其名目制度之细。所谓治世能人，用仁义礼智为节度，以为世人处事之则，然而却使人离质尚文，渐致将逐末忘本，使人丧失了天性良心的正确评判。人们在狂热的年代、狂热的激情过后觉悟时，所谓“当年好困惑！”就是这样造成的。萧伯纳说：“你应该小心假知识，它比无知更危险。”
意译
上德者循道无为，虽然能普济众生，但其德不显，而实质却是有德。
下德者贪为尚施，故而能获取德名，但正因其获取德名的行为不失，其实质却是无德。
上德者微妙玄通，能应天顺民，无为而化；无为是无主观尚为。
下德者抱一主义，欲立善施德，有意而为；为之是依主观妄为。
上仁是慈善爱人，为之是无企图而为。
上义是忿枉佑直，为之是有意识而为。
上礼是尚修文饰，为礼而不得其回应，便伸手导人就礼。
所以丧失了道而后才有了德，丧失了德而后才有了仁，丧失了仁而后才有了义，丧失了义而后才有了礼。
那礼呢，是忠信不足的产物，也是祸乱的前首。
那先知者主观的先见呀，实际是道华而不实的虚饰，致人真正愚昧的开始。
因此大丈夫立身于淳厚，不居于饰薄；保持其朴实，不居其虚华。
所以抛弃后者，采取前者。
第三类、遵循道治国安民三大原则
（第三节） 官清法正，国泰民安
原第七章 天长地久
天长地久。
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注释】以其不自生：指天地的生存不为自己。
天长存，地久在。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存在，是因为它不自益其生，因此能长久存在。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
【注释】后：意谓卑贱在下，不求先人。先：谓尊高在上。外：意谓清静无为，不求益生。存：谓长久住世。
为人处事，圣人总是把自己摆在众人后面，而自己反而赢得了众人的拥护，被推为领导；清静无为不求益生，反而能住世久长。范应元说：“圣人谦下，不与人争先，而人自然尊之；圣人不争，不与物为敌，而物莫能害之。”
【漫谈】著名经济学家、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黄苇町说：“由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起来的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随着群众各种不满的积累，苏联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感情由亲到疏，由热到冷，出现越来越大的裂痕。尽管人心的流失和涣散在一定时期内还是无形的，还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领导层虽然有些了解但不认为有多大危险，但实际上，危险已在节日游行时满街漂亮的标语口号和欢呼声的背后潜滋暗长着。当这种党和人民“坚不可摧的团结”只剩下徒有其表的躯壳，而内部却已锈蚀斑斑时，一遇“地震”，大厦便会轰然倒塌。这在某些东欧国家的剧变----前苏联剧变的预演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最血腥的场景之一，便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而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是东欧人数比例最高的共产党之一，全国每6人中就有1个共产党员。
一位曾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参加过罗共最后一次党代会的老同志告诉我，齐奥塞斯库在全会上作报告时，被全体起立的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达数十次之多。面对这种众志成城的激动人心的场景，谁能想到那么快就会祸起萧墙？谁能想得到，当他们夫妇逃亡时，竟没有一人伸以援手！任人唯亲、作风腐败和好大喜功，造成严重脱离群众。每年高达39%的积累率，却使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早已潜伏下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剧变一旦发生，人心向背顿时显现，罗共组织也顷刻瓦解。
【漫谈】周恩来逝世时，联合国下了半旗，很多西方国家表达了他们对此的不满。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对提意见的人们说，你们当中，你们国家当中，有哪个国家的总理一生只有一个妻子，一生没有存款？如果他们也能作到话，逝世时，也同样下半旗。”
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注释】老子以天地无私无为之运作，来比喻圣人行为的无私。正因为圣人的无私无为，却能成就了圣人“无为而无不为”的事业。陈柱说：“圣人治国亦如此。......喻如有宝器然，私于一家，则出于一家之外为失矣；私于一国，则出于一国之外为失矣；若私于天下，则将安所失乎？此圣人所以无私以成其私也。”
【漫谈】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1959年人民行动党执政，我们誓言要建立廉洁的政治。许多亚洲领袖的贪婪、腐化和堕落，叫我们深恶痛绝。原是为受压迫的同胞争取自由的斗士，变成了人民财产的掠夺者。他们的社会因而滑坡倒退。我们对那些不能实践自己理想的亚洲民族主义领袖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和不齿。他们使我们大失所望。
战后我在英国见过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满腔热忱要铲除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恶性通货膨胀和巧取豪夺，使国民党声誉扫地，兵败如山倒，退守台湾。他们以权谋私、贪得无厌和道德败坏，使许多新加坡华校生对他们产生厌恶感而成了亲共分子。这些年轻学生把共产党人看成具有献身精神，随时准备杀身成仁的大公无私的楷模，而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正是这样的革命情操的体现。而这些情操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全了他们的胜利。但可悲的是，1985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发现营私舞弊、裙带关系，这些长久以来困扰中国的病态现象，又卷土重来，而且日益严重。
意译
天长存，地久在。
天地之所以能长久存在，是因为它不自益其生，因此能长久存在。
所以，圣人把自己摆在众人后面，却反而赢得了众人的拥护，被推为领导；清静无为不求益生，反而能住世久长。
不正是由于他不自私吗？所以反而能成就了他。
原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
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竽。非道也哉！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
【注释】我：指有道的执政者，老子托言自己。介然有知：稍微有些明智。施：主观施为。
号令烦而不信，赏罚行而不当，则将治丝益棼。所以，治大者不可以烦，烦则乱。其政不烦，其刑不渎，而民之化也速。
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注释】夷：平坦。径：斜径，邪道。
大道荡然平正，无有险阻，世之不知者，以为迂缓，故而好求于捷径。所以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设者，皆是意欲其速。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
【注释】朝甚除：宫殿愈是整洁豪华。田甚芜：农田愈是荒芜。仓甚虚；仓库愈是空虚。
官家愈是豪华奢侈，民间愈是穷困疲敝。孟子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尚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为民父母也！”
范应元说：“言朝甚除者，谓朝廷尚施为，要贿赂，去君子，取小人，甚开私小倡之路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智诈并兴，官吏塌缛，需求百出，伤财害民，遂致田野荒芜，仓禀不实。”
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竽。非道也哉！
【注释】服文采：穿着华丽的服装。厌饮食：美味佳肴吃的生厌。盗竽：竽，五声之长者。竽先则钟瑟皆随，竽唱则诸乐皆和。今大奸作则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则小盗必和。故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而资货有余者，是之谓盗竽，可谓是强盗头子。
天下事，常成于俭而败于奢。奢侈就是从人民的劳动成果中盗取安乐而已，而夺天下之公利徇一己之私利，是谓国贼。奢侈总是伴随着淫乱，奢侈的必然后果就是风化的颓败。所以，导民之术，在上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好恶。官者，民之源；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故而，上邪下不正，众枉不可矫。由此看来，赃官污吏可谓是盗魁贼首。
范应元说：“文非文而不恤下，武非武而不卫民，假法为非，瘠民肥己，餍饫美异之饮食，积聚有余之货财，此皆劫剥于人，以恣纵于己，是谓为盗竽。”
【漫谈】法国作家托克维尔说：“公务人员，应同公民大众没有什么区别，而不该用制服作为权力的标志，这样会让公众看着不舒服。公务人员有权向他人发布号令，但这不表示他可以高人一等。
美国的公务人员均不着制服。我想象不出哪个国家的官员会象美国公务人员那样作风朴实，平易近人，问话时亲切，答话时和蔼。我喜欢民主政府的这种自然作风，我在这种重视职责甚于重视职位、重视人品甚于重视权力外表的内务官员身上，看到了我所钦佩的男子汉工作作风。
我十分怀疑在公务人员装模作样地穿上制服时会格外受人尊敬，因为我不相信人之受尊敬是来自衣着而不是来自人品。当我看到我国的一些官老爷粗暴待人或挖苦人，耸一耸肩膀表示反对，或以得意的微笑下达指示时，我真想剥下他们的制服，一直剥到露出他们作为一个公民的真正模样，看这能不能使他们想起人类应当受到的尊敬。”
意译
使我稍微有些明知，就会知晓，遵循客观自然大道而行，唯有主观施为是应该时刻畏惧触犯的。
客观自然的淳朴之道甚是平坦，但人君却往往喜走邪径。
宫庭愈是华美，农田愈是荒芜，仓库愈是空虚。
穿戴着锦锈的服装，佩挂着锋利的宝剑，山珍海味吃的生厌，财货丰盛有余，这可谓是强盗头子。走的不是正道呀！
原七十五章 民之饥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注释】民之饥：人民之所以饥寒贫穷。
统治者穷奢极欲愈甚，苛捐杂税就愈多，人民所剩财物就愈少。人民的饥寒，就是因统治者的贪婪不道所造成。尔俸尔禄，民脂民膏。政在得人，不在员多。一国三公，政出多门，机构臃肿，十羊九牧，以一奉百，历来是为政大忌。去冗官，用良吏，以抚疲民，是经济起飞的必要前提。
【漫谈】解放初期，一个乡里干部只有几名，而现在竟达百多名，他们的工资哪里来？从七十年代中央就说要精简，可为什么却越简越多？为什么让工人下岗那么易，而让干部下岗却这么难？为什么工人下岗后立刻就没了工资，而干部下岗（美其名为：“轮岗”“内退”）后却仍吃俸禄？我们电视中曾报导，某地招考公务员，报名与录用名额比达60：1。其比例之高，远远超过其他工作选项。何以如此？
唐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故《书》称：‘任官惟贤才。’又云：‘官不必备，惟其人。’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于画地作饼，不可食也。故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卿宜详思此理，量定庶官员位。”又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
【漫谈】我们国家在谈到税收时，常洋洋得意的宣布，今年又超额完成税收任务。似乎收的这税款是天外飞财，岂不知这过高的税收和乱收费、乱罚款将会抑制人们的营业热情。
有关研究说明：在税率上升到达某一临界点之前，财政收入将随著税率上升而增长，但增长率递减；到达某一临界点之后，税率上升将导致财政收入递减。因此，严格控制国家支出，进行适当减税反而却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正所谓，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
当年哀公曾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漫谈】印度学生的文章：“中国比印度差很远！”
表面上看，中国比印度先进富裕，中国的GDP和人均GDP两项指标都是印度的两倍，人口比印度只多出约12%，按说中国要比印度富裕。 但真实情况确相反，从我在中国生活的两年半的所见所闻，真实的中国人比印度人生活艰难的多、苦的多。
印度农民没有苛捐杂税。印度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和中国差不多，但印度农民自给自足，国家根本不从农业上提取税收，也不象中国地方有那么多官员要养活，尽管印度的农业技术比中国落后，这主要是印度农民懒造成的，要是印度农民有中国农民这么能吃苦，印度农村肯定要比中国富裕，中国有世界上最能吃苦的农民，有最高的农业单产，但中国农民被压迫的太深，税赋太重，以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来说，印农民比中国农民轻松的多。
印度人享有充分的流动自由。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暂住证，印度不需要，也没有因为暂住证被关押被打死的情况。印度人可以在总统府的对面要饭，也可以在象中国长安街一样繁华的地段搭棚生活，根本没有人以影响市容而象赶鸭子一样到处赶。印度也没有象中国一样到处打砸摊主的城管，也不会因为三轮车影响政府形象而被取缔。在印度，只要你能在某个地方找到谋生的门路，没有人管你，而在中国就严格的多，官员们关心对外形象重于关心百姓生活。
印度人的工资水平高于中国。中国有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劳动成本比印度低的多。以电视机为例，此次美国对中国实行反倾销，就是以印度的电视机价格为参考的。印度的原材料及其它成本不会比中国高，唯一高的是劳动力成本，而中国电视机价格低就是因为劳动力工资低。在中国的很多工厂里工作的中国工人的收入比印度产业工人工资低的多。一些合资企业到中国开工厂并不是因为别的什么，而是因为中国人最能吃苦、工资最低。这些外国工厂在印度根本开不起来，因为印度人要的工资这些老板给不起，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牛马般能吃苦耐劳的精神。
中国相对高的GDP没有让人民得到实惠。中国的GDP是印度的两倍，但中国人民难以从中得到实惠。以汽车为例，中国连乡镇村的官员都可以坐上进口高档轿车，仅此一项每年就消耗了中国GDP总值很大的一部分。而印度这种情况是绝对没有的。除国家用于外事活动外，印度政府官员都坐印度自产的“总理”牌轿车，印度象国防部这样的强力机关连空调都没有，而中国所有的政府衙门都是富丽堂煌，每年被政府官员公款吃掉的钱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些印度很少。这些都是民众的钱，所以中国虽然GDP是印度的两倍，但人民肯定享受不到实惠。况且，中国的GDP在剔除水分后的真实数字是多少，大概没人能说清楚。印度没有那么多大盖帽。在中国大盖帽满天飞，“九项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是中国特色。这些大盖帽都是冲着人民来的，每顶大盖帽都是人民的负担。印度没有这么多大盖帽，即使你戴着大盖帽也不能向人民乱收费。中国人光养这些大盖帽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谁也不清楚中国人要花多少钱来养他们。一些大盖帽领导贪了太多的钱以后卷辅盖走人跑到国外去。据中国自己报道，近年来卷款外逃的官员有好几百人，这些人带走的财富估计可以供养几千万儿童上学。
中国远远于印度不同。他们有统一的语言，宗教，社会力量。这些都使中国的进步变得容易些。一个德国作家曾经说过，“如果你的价值观很明确，那么作出决定也很容易。”印度的问题在于印度是由太多的王国联合的，缺乏彼此之间的文化纽带。而且，还有各种宗教，这进一步分化了人们，每个人都要发言。民主制度保证了这一点。但却阻碍了印度的进步。中国更团结些，另外，中国在执行政策方面不会遇到什么阻挠。宗教在中国也减少了潜在的冲突。在中国，只有一种主要的语言。由于中国的团结和单一性，她更能对付西方文化，也更容易进步。
印度没有官员终身制。印度上至总统下至部门，在任是官员，享受国家的各种待遇，但下来后和平民一样。但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只要进了官场，除非因腐败被抓起来，否则国家要养一辈子，直到死为止。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的官员总数和法国总人口差不多，这还不包括乡村及编外的官员。而中国的国民总值比法国还低，从这一点上看，中国人的负担比印度大的多。
总体上看，中国的GDP虽然是印度的两倍，但中国被要养活比印度多数倍的官员队伍、要养活无数的公车和公车司机和修理费、要喂饱中国官员庞大的将军肚、要装满外逃官员的行李箱、要养活无数的大盖帽，中国的那点GDP余钱肯定不多，用于人民福利的钱不会比印度多。
在网上看到了中国网民的自高自大，作为印度人也有这个毛病。总的来说，印度人比中国生活的幸福、自在，这一点中国人无法比拟。如果说印度人穷，主要是因为懒隋造成的，如果印度人有中国人这么勤劳，印度百姓肯定比中国生活好的多。
【漫谈】转载上面印度学生文章的这位网民说：
这位印度学生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当然若从国家和平民两种角度看问题的话，他的言论显然有点偏面，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他提出的上述观点和摆出的事实，我们是不是真该的冷静下来反省以下自己呐！
为什么我们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印度但印度人民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大自信心觉得不比中国差，为什么中国已经超过了印度反而自己的国民却没有自信心呐？
我认为看看政府能否真正坦诚、务实的对待自己的国民上就能找到最好的答案了，老百姓最讲务实了，表面上的神州5、神州6，再上神州10也没有用，花架子摆的再好看农民如果翻不了身的话，谁还有心情来看你政府的“激情”表演啊，到处被横征暴敛、土规滥政逼迫，谁还再为政府鼓舞喝彩啊！可人家印度没有那么多激情表演老百姓不一样活的潇洒自在吗，这就是最主要的区别。
俗话说黄金有价，人心难买，失去了人心，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比印度搞的再好，对老百姓来说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呐？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注释】民之难治：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有为：指执政者主观妄为。
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所以，圣人治政，只是辅万物之自然而已。辅万物之自然，万物则自生自成，皆自生自成，故能无不为。上尚为好施，民则竭求妄作；上澹泊寡欲，民将淳朴自化。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乱，皆由上不由下，而是上行下效。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范应元说：“库藏之物，民之膏血也，何况酷吏非法诛求，视天之民反不如猪狗！吏余珍馔，民乏糟糠，以致怒气冲天，祸乱斯作，是以难治也。”
【漫谈】李光耀说，我有机会略窥中国政府运作的方式--叠床架屋，权力机关共有四层：中央、省级、市或县级、区。在理论上，中央颁布的书面指示，全国各地一律推行。然而实际上各级政府常常为了抢地盘，势如水火，你争我夺。每个部门都死保各自的权益，想方设法扩大权力范围。部门内部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的现象屡见不鲜。公共服务和政治任命之间没有区别。职务权威至高无上，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确保自己的权力。要飞黄腾达，或者下海从商，权力是或明或暗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党非党，政非政，公务员近于收费员，执法队近于抢劫队，该做的事不做（或做不了）、不该做的事却大做特做，地方政权机构热衷于搞“土政策”、打“擦边球”，热衷于跑资金、上项目，拒不履行公共责任、拒不提供社会服务，对强者“法外施恩”、对弱者横征暴敛，官商合流、亦红亦黑、官匪一家……。这便是许多党政权力机构的真实形像。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注释】轻死：看轻死亡，意谓为了贪欲而不惧怕死亡。求生之厚：贪求生活的奢侈、丰厚。
国家之败，缘由官邪；贪鄙在帅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官吏清廉，为善者皆劝；官邪吏鄙，不善者竞进。故上多事则下多态，上多求则下交争。下之事上，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上好之者，下必甚矣。既然有权有势者的生活这么丰厚，活得这么有滋有味，人民在其诱惑之下，也就不惧怕法律，无论如何也要同在上者一样，“潇洒走一回”，若为此而死亡，也在所不惜。
【漫谈】苏辙说：“上以有为导民，民以有为应之，故多事而难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争厚其生，故轻死而求利不厌。”范应元说：“秦皇汉武，焚书坑儒，反道德恣情纵欲，苦万民以自贵，故民适以轻死。”
唐太宗就曾谓侍臣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
【漫谈】电视转播我们下级政府的上司来视察时的开会现场，桌上还满摆着水果饮料，让老百姓看了，对我们的政府是什么看法？早在解放前，国民党开会时，冯玉祥就曾气愤的写过一幅对联：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而我们现在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三个代表，岂能是这样代表法？
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公款吃喝开支1989年为370亿元，1990年达到400亿元，1992年超过800亿元，1994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2002年，达2000亿，等于一个三峡！与长期以来全国上下都呼吁遏制公款吃喝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数字不减反增……
【漫谈】下面有两篇网友的文章，它从侧面给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令人深思。摘抄如下：
第一篇：3月25日，著名的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发布了《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对世界各地区腐败形势进行了评估。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4分，与斯里兰卡和叙利亚并列第66位，日本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
日本是个什么国家呢？在许多人眼里，它似乎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一个从不知道认错的国家，一个生活压力大、国民不幸福的国家，一个甚至是无法理喻的国家。可是，从一个个统计数据的比较，我们却发现，日本是个经济先进、百姓富足、社会公平、吏治良好、教育优秀、家庭稳定、环境优美、预期寿命高，富于远见，并且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家。中国要达到和日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有些方面甚至可能需要上百年的努力。
日本，决非等闲之辈，决非那个“幻觉”中日薄西山的国家，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拨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而中国，也并非“幻觉”中已经崛起并即将超过周边这个伟大邻居的国家。中国，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而已。
也许，在一些中国愤青朋友的眼里，从来不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日本人，不过是仇人而已。就算是这样罢，但千万请记住一句话：对于你的仇人，最好的报复是“比他活得更好”，而不是不计代价地让对方活得更糟。而要做到生活得比人家好，光有满腔的热血和喊破了天的口号是不够的，更加需要的是辛勤的汗水、真正的智慧以及扎扎实实的行动。
第二篇：我国人们之间的那种互欺、互不信任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彼此防范，其物化形态是什么？就是城市楼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防盗门、防盗窗，就是中国遍地都是的高高的围墙。我们都把自己关在了铁“笼子”里。那些丑陋的铁栅栏、那些一重重的铁门，是一个社会人心腐烂变质的见证！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自己如此防范他人而感到羞愧，应该为自己如此被防范而感到耻辱！
新西兰的奥克兰郊区风景非常优美，那一带住着大批的中产阶级。他们住着一层（最多两层）的house，有些是木结构的，给人感觉用力一脚就能踢开。房子外面一般有一道由灌木和花草建成的篱笆，透过篱笆上的漂亮的“天堂鸟”可以看见小院子里的果树长满了金黄的胡柚，有的人家地上也落了不少。这是他们住宅的基本格局，在全澳洲，大致也是如此。没有铁门，没有高墙，没有防盗窗。在堪培拉，我们只在两个地方看到了混凝土建成的围墙，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一个地方是驻扎着军队的总理府，还有一个地方是：中国大使馆。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注释】官侈则用费，用费则税重，税重则民贫，民贫则奸诈生，奸诈生则邪恶作。民有余则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
孔子说：“夫民为不善，则是上失其道。上陈之教而先服之，则百姓从风矣。”所以，只有不以厚生丰养为追求者，才比厚生丰养者贤明。
【漫谈】老子写《道德经》，根本不是什么为个人逃避现实的退隐避世之作，相反，它发泄了对充满弊病的现实社会的不满，是要对有种种弊端的现实社会进行改造，是要对处于朦胧不觉、蒙昧不醒的世人进行挽救，他提出的统治者应当减轻老百姓的赋税劳役，应当节制自己的贪欲，这才是真正的行仁义，这是不提仁义之名的行仁义之实。老子著书立说的根本动机就是为了"救世"。
意译
人民之所以贫饥，是由于统治者吞食的赋税太多，所以才贫饥。
人民之所以难以治理，是由于统治者政令繁苛、主观妄为，所以才难治理。
人民之所以不怕死，是由于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太丰厚，所以才不怕死。
只有不以厚生丰养为追求者，才比厚生丰养者贤明。
原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就此。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
【注释】民不畏威：人民不怕权威逼迫。大威：革命的权威。
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但若是统治者残民害理，暴取豪夺，逼得百姓走投无路时，人民就会揭竿而起，以暴易暴。
【漫谈】著名经济学家、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黄苇町说，能否得到人民拥护，是一个政权是否稳固的基础。苏联的解体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真理。１９９１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在青年人纷纷上街的一片喧嚣中，只有几个胸前挂着旧日勋章的老人为自杀的谢?费?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举行了葬礼。合棺之前，元帅的妻子在丈夫冰冷的额头上最后吻了一下，痛心地讲道：“他从１８岁起便参加了同德国法西斯的战斗，可是如今我们的国家却被民主派法西斯分子从内部攻克了。”“民主派法西斯分子”这一用词是否妥当姑且不论，拥有世界最强军事力量的苏联确实是被内部攻破的。１９９１年出现的国家瓦解，其政治原因这次再无法回避。人们可以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总结出千条百条经验教训，然而最基本的一条还是人心向背问题，即原来苏联的错误政策造成了人民的不满和失望。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句名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得到群众拥护的国防，才是最巩固的国防，无论武器装备发展到什么水平这都是真理。一个国家的国防是这样，一个国家的政权统治同样也是如此。
【漫谈】解放初期，一谈起我国遭受列强侵略，就归罪为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说法当然是有其正确性。但为什么我们现在论述时政却有了另一种论调，那就是“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为什么？难道经我们解放后半个多世纪改天换地的革命，比满清那时还更有必要必须用落后来作为受欺负的第一位理由吗？
要想易乱为治，必须敢于面对现实！旧者未必尽非，而新者未必尽是，应接受历史教训，善则从之，不善则改之，这样才能真正有所进步。腐败不能全然替代落后，落后也不能全然掩饰腐败，更不能无视这两者本身就存在的因果关系。
【漫谈】易中天在《轰然倒塌的帝国》一书中写道：
秦王朝无疑是被自己灭掉的，因为它实在太暴戾。只要重读一下《史记》中的《陈涉世家》，就不难体会到什么叫官逼民反，什么叫走投无路，什么叫铤而走险。那真是一种被逼无奈的选择。用陈胜的话说，反正无论如何都是死（等死），何不揭竿而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云云，倒在其次。一个王朝，如果把自己的人民逼到死路一条的地步，或者只有造反起义才有活路的地步，那它离自己的死期也就不太远了。所以杜牧的《阿房宫赋》说，秦和六国一样，都是自掘坟墓，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爱护人民。结论很简单———“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那么，我们能照着说一句“灭清者，大清也，非武昌首义也”吗?
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
【注释】狎：“狭”字的假借字，狭迫，逼迫的意思。
不要逼窘人民的处境，不要压迫人民的生计。只有不压迫人民，才不会遭到人民的厌弃。
武王曾问于太公曰：“治国之道若何？”太公对曰：“治国之道，爱民而已。”武王又问：“爱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败，生之而勿杀，与之而勿夺，乐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此治国之道，使民之宜也。民失其所务，则害之也。农失其时，则败之也。有罪者重其罚，则杀之也。重赋敛者，则夺之也。多徭役以罢民力，则苦之也。劳而扰之，则怒之也。”陆游诗曰：“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
【漫谈】网上曾有人在文章中写道：凡是经过文革的，不管是现在下岗的还是既得利益的，绝对没有人愿意再过那种日子，不说物质的匮乏，就是一天到晚担心说错话，担心被人乱打小报告（别人告你，没有法律来审判对错的），也让人怕死了。有谁愿意过那种日子，没有体验过那种生活的人，在这里唱什么高调都是可笑的，我原来当红卫兵时比你们唱的调子高多了。呵呵！
因为那是一个专制的时代。
那时候只允许人用一个声音讲话。
那时候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只有两种：革命者和反革命者。
那时候的人，如果想获得社会地位，要么必须心狠手辣，“向一切发动派发起残酷的无产阶级斗争”；要么必须清心寡欲，向“伟大的舵手”顶礼膜拜；即便你做到了这两点，你的家族中也一定不要有“革命的败类”。毛泽东时代只有毛泽东认可的人的价值，没有个人价值，毛泽东时代的人的价值被定义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每个人都是一只“革命的枪”，如果说人和人之间有区别的话，那么，这个区别仅仅在于你是否属于此，如果是的话，那么你的快乐和幸运都来源于此，若他不是，他所有的痛苦和厄运也都与此有关。这和你们俩做过了什么和没做过什么都没有多大关系，在你出生的那一刻，政治已经决定了人的命运。
毛泽东时代的人，会因为一颗卫星上天而举国人民声音一致地望着夜空抒情地歌唱东方红，而神五上天我们还有机会听到反对的声音，这就表明社会是在进步。那个时候，“永远光荣、正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响彻五洲四海，现在，这样的口号没有人再会相信了，社会政治的确是在进步。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个人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利，虽然这样的权利仍然没有放大到允许你作为共产党的反对党生存的地步，但是现在中国人生存的空间还是蛮大的，还不至于象在毛时代让人窒息的地步。即便在中国历史上，象毛时代那样的苛酷的政治气氛也是极为少见的。当然，今天的中国政治仍然不能赋予公民公正公平地实现个人价值所需要的个人权利。“天赋人权”，何谓人权？我相信“人权”作为一个哲学术语，有其确定的学术含义，这样的含义是超越社会意识形态的，所以我不相信“党的喉舌”对中国人权所下的结论。我必须要拥护一个党派吗？科学的结论应该是：你也可以反对这个党派，而不至于为此获罪！
虽然我个人在当今的社会中仍没有更多的任何政治权力，但比起我的父辈也已经好得多了，至少我有机会在一种公开的媒体中讨论中国的政治，这也算是社会进步之表现。我只是希望现今的中国社会政治，科学和文明的力量要大过迷信和愚昧的力量，这样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就会向光明的方向前进。
【漫谈】黄苇町在中央党校讲苏共亡党十年祭中说：苏共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 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苏维埃俄罗斯报》的政论家谢尔盖曾写道：“由于种种神秘不解的原因，在俄罗斯工人群众之间，酝酿了一种信念，认为摧毁苏维埃制度并放弃与苏共的团结一致将对人们有利。”
苏共创业时的辉煌和谢幕时的凄凉，其原因，必须从她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变化中去寻找。那就是“人民公仆”的蜕变。比如，干部委任制。这种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不仅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由于被选拔的干部只需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只怕领导批评不怕群众反对，必然使人们逐渐失去共产党掌权之初的那种“主人翁”感。而且在“稳定”干部上，尽量提拔亲信，上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具有特殊利益、却与群众越来越疏远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大批庸人进入和滞留在领导层，并造成腐败的必然盛行。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事。
苏联解体前，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乃至普通党员自然不会再有当年保卫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祖国那种政治热情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了，对苏共的垮台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她的对立营垒中，都是不奇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所以，政权除了赢得其人民的信任，并服从于人民的选择外，没有其他选择。
【漫谈】在美国为一个平民老太太逝世降半旗时，网上有人就此评论道：
经过了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可能还会记得，就是今天美国这为之下半旗的老太太当年在公交车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因而引起抗议运动时，我们曾借此大力渲染美国的种族压迫，说黑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要推翻压迫他们的那个制度。毛泽东发表声明，数百万人上街游行集会，声援大洋彼岸受苦受难的黑人兄弟。但与此同时，五亿中国农民不但被剥夺了进入城市的权利，而且被剥夺了迁移到其他农村地区的权利，自己所生产的粮食棉花还必须由政府低价统购统销，连饥荒时出门讨饭都必须从地方政府那里取得通行证。你生下来是农民，到死也还是农民。这个身份是无法改变的，这就是所谓“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区别。因此，中国当时对农民的隔离和歧视不但在性质和程度上远远超过了美国黑人所受到的种族迫害，而且超过了南亚历史上的种性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残酷最没有人性的隔离和歧视。
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它的航天和军事(这些前苏联都有),美国的强大在于她的民主和自由!美国的伟大不在于他完美无缺,而在于他惊人的发现错误和自我纠错的制度.这就是美国强大的原因,中国只会给当官的下半旗,因为国家不是人民的,是当官的。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
另一网民因上面之论还幽了一默：
老美真是不懂礼仪，居然给一个无官无职、调皮捣蛋的草民老太太降旗，也不怕坏了官场规矩、丢了公仆们的身价!
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就此。
【注释】自知不自见：不自以为是，不自我显示。自爱不自贵：自我尊重，但不自我尊贵。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故圣人不以一己之意治天下，而以天下人之意治天下，不得自专快意而主观施为妄作。
意译
当人民不畏惧统治者的威压时，那革命的权威就要到了。
不要逼窘人民的处境，不要压迫人民的生计。
只有不压迫人民，才不会遭到人民的厌弃。
因此，圣人自求明达，却不自以为是；洁身自爱，却不自以为尊贵。所以舍弃后者，而采取前者。
原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孰敢？
常有司杀者杀。
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斩。夫代大匠斩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注释】民之争利犯法而不畏死，是由于在上之人有为多欲而然。上以利欲先民，民亦争厚其生，故轻死而求利不厌。《吕氏春秋．恃君览》云：“生不足以使之，则利何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则害何足以禁之矣？”苏辙说：“政烦刑重，民无所措手足，则常不畏死。虽以死惧之，无益也。”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孰敢？
【注释】使民常畏死：并非是用暴政威吓人民，而是精官简政、轻敛薄赋，使人民生活幸福，以致于人民乐生怕死。为奇：指为邪作恶。
苏辙说：（圣人）其治天下也，非为之也，因万物之自然，而除其害耳。所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高明说：“民不畏死，指刑罚酷苛民不聊生，则死而不畏，故云奈何以死惧之？民畏死，指教之以道，使民守法，如有诡异乱群者，依法执而杀之，故谓孰敢？”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漫谈】唐太宗治国有道，从谏如流，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
【漫谈】法治是一项社会服务。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所以，安民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峻法严刑可令恶人心惊胆丧。否则，犯罪以及以犯罪相威胁所带来的恐惧会造成社会文明的溃败。每当受惩罚的风险下降时，犯罪率就会上升，并且会抬高横行霸道暴徒们的身价，从而使他们更能横行乡里。当遵守法纪的人看到罪犯未受到法律制裁时，他们会感到意志消沉。这样，公民就会对执法当局失去信心，就会脱离国家机构自己去想办法，去依靠自发组织的不同程度的警戒行动保护他们自己、他们的家人和邻居。一旦这种离心倾向超过了某一极限，那将难以逆转。歌德曾说：“社会如果不能惩罚罪恶，自卫马上就会出现，叩响血的复仇之门。”
【漫谈】邓小平说：“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当然，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于严重的经济犯、刑事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
【漫谈】有些人指责老子的哲学体系是矛盾的，其实他们只是根据字面意思去解读老子，他们把老子说成神秘莫测或消极愚昧，说成是保守、无所作为，是拱手不事事。既然“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而杀之”，显然对万物并非只是听之任之，老子所谓的无为，是指不主观妄为。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注释】司杀者：负责司刑者，也指自然规律中的善恶报应。大匠：按律应处理并能妥善处理其事者。斫：用斧头砍木头，此是指斩杀。代大匠斫：指犯法以律当死者，应由有司治之，代而治之，是谓代大匠斩。希：少。
圣人治天下，以刑罚所以佐德助治，乃为顺天之度。悬爵赏者，示有所劝；设刑罚者，明有所惧。制断刑罚，则各当其名，以致罪人不怨，善人不惊。但如果是政由已出，专权擅威，生杀予夺，高下在心，或者官场上盛行人际关系网，各级官吏朋比为奸、弄权枉法、纵曲枉直、残民害理，把法律当做可以任意揉捏的面团，则将非但不能治，反而会祸殃自身。
【漫谈】司法权不应和行政权相混淆；应将它们区别开来，各就其位。法庭只能是执行而不是制定法律，政府只能是行政而不应干预法庭，而只有人民代表和议员大会才有权制定法律。然而现实中，法庭有时会超越司法权限干政，而政府却又有时进入法庭的当然领域：其实权力的混乱，在这两个方面同样危险；因为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政府行政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
【漫谈】呂氏春秋上有一個故事說，管仲得了重病，齊桓公去問候他，提及將把國家托付給誰的問題，齊桓公提到鮑叔牙能否當宰相，管仲說這個人太剛正，容易和別人過意不去。桓公又問另一個名為隰朋的人，管仲說，隰朋這個人追慕勝過自己的賢人，對不如自己的人則勉勵，並表示同情，以自己不如黃帝而羞愧﹔他對於國政，細枝末節不去過問，對事不了解份外的，對人不刻意苛察。因為一個宰相，大官，不能僅僅苛察小事，不要耍小聰明。所以說，大工匠只注意總體，而不親自揮斧弄鑿，大勇士只指揮戰鬥而不親自臨陣鬥毆。其實，這話說白了，政治領導人重要的是做政治體制這样影響深遠的大事情，而不能光盯著眼前，作秀，嘩眾取寵，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漫谈】李锐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中发言道：
（这个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2月中旬在美国波士顿举行,主题是重新评价毛泽东在人类发展史中的作用。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先生受到邀请但没有前去参加，写了这个发言稿。）
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他生前当然是无比崇高。一曲《东方红》唱遍全国城乡。林彪更给他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文革”十年中对他的崇拜已如宗教圣主。可是，他辞世刚四年，即经全党四千高层干部讨论后，通过了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总是以党的决议形式，正式提出他犯有严重错误这一问题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过“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的遗言，就是担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我曾说过，这个《决议》是研究毛晚年错误的开始。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有关毛泽东研究已获得丰硕成果。比较地说，因未受到监控，境外的出版物成果大，即数量少而质量高。如美国的施拉姆、史华兹、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诸位学者的著作；以及中国的高华、单少杰、王若水（还有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中有关毛的论述）等人近作。境外有将希特勒、斯大林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为二十世纪三大独裁者，还有干脆名为“混世魔王”的。我认为历史学者应当做的并不是道德的谴责，而是弄清历史事实的真像，进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毛一生功罪，陈云说过三句话：建国有功，治国有过，“文革”有罪。这当然是很笼统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据老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说法，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做后一件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我可以补充一句中国古人忌讳之言：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即以暴力夺得革命的胜利，仍以暴力（阶级斗争）执掌政权是决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问题。毛是决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无所谓。内战时期的肃反，从打ＡＢ团起，自己杀自己人死了十万。不总结教训，延安继续搞抢救运动，总算提出“一个不杀”的方针。不怕打核大战，说中国死了几亿，还有几亿。“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几千万人，被迫致死几百万人。叶剑英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这些数字难道不可怕吗？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弄清楚了吗？
毛青年时代就信奉斗争哲学，留下名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认为所行只对自己负责。从事革命后，他接受了中国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痞子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发动红卫兵运动）。不同的是，他追求“君师合一”，又当秦始皇又做孔圣人。他的《沁园春》词道出其中深意：“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1945年到重庆和谈时，这首词风靡大后方，征服了许多人。他的文章、风度、谈吐，他的博古通今，无所畏惧，确实独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风。在战争年代，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他审时度势，基本做到了实事求是，《新民主主义论》是他的理论高峰。延安整风运动使他成为党的绝对权威。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泽东思想”来征服天下。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于是天下归心，君师合一，惟我独尊，一言九鼎。尤其斯大林问题出来之后，更是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与天地斗的“大跃进”，明知出现了错误，但皇帝决不能下“罪已诏”，还在会议上正式提出：“要一点个人崇拜。”林彪逢迎投好：大讲“四个第一”，只读“老三篇”，身上挂像章，手摇小红书，“一句顶一万句”，高呼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非常相信统一意志在两军厮杀中的作用，没有服从就没有军队。他不熟悉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对民主的理解也只认为是一种手段，“要让人家说话”，不过是恩赐而已。他需要人人都听命于己，都做驯服工具；可说并不懂得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扼杀不同意见必导致思想停滞和僵化。他晚年爱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对左右和掌权者说的，殊不知正好讽刺了自己：过去受“三座大山”压迫时最聪明，一朝君临天下便愚蠢了。他觉得知识分子有点知识，有思考的习惯，难免遇事多嘴多舌，影响号令施行。于是延安整风运动得以发展，从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一直折腾到“文化大革命”，以至说道：“书读得愈多愈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青年学生统统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愚民政策得以风行。终于使得人不成其为人，历史倒退下去，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还记得毛当年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却明白宣称仅仅限于理工大学。其意即在坚船利炮的器物层面得抓紧，研究“两弹一星”的技术人员还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养人文知识的文科大学了。
由此可见，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文采武功不亚于历代雄主明君的毛泽东，让其一意孤行，以致荒唐到何种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这相同意义的词语：个人崇拜即邪教也。
我早在文章中说过，毛泽东的阴影还笼罩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弯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原因。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之后，毛说过，如果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英美民主法治的国家，任何人都不能违宪，政治家都必须遵从选民的意志，也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当然不可能发生斯大林式的独裁暴政。毛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可是他摆脱不了“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双重权威，尤认为“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不能丢”；也就是摆脱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见。他最后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达到他的理想（实为幻想），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个专权执政者都做不到的，只有自诩为“马”加“秦”的，即接受并发展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且继承了中国自古专制传统的毛泽东才能做到。因此，毛泽东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一生，关系历史太大，值得我们弄清全部事实，仔细加以研究。
邓小平曾是毛泽东的爱将。他比毛高明，坚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当他作纯理性的思考时，也能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经济的改革开放也是难以成功的。可是在实际运作之中，仍离不开独掌权力的惯性，他没能实践自己的这一认识，反而发生1989年的风波。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阴影还是何等的顽强。
人类历史发展的遗憾太多了。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其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的春秋史笔，决不要再遮遮掩掩过日子。
【漫谈】网上有段有关文革的文章，对我们了解历史有参考价值。现转载于下：
姚文元是中共六、七十年代红得发紫的笔杆子，「无产阶级理论家」在文革浩劫高潮时期，毛泽东更封姚文元为「南姚（文元）北戚（本禹）」。文革期间，他一直主管中共的「宣传口」。
一九九六年，姚文元获释后，先后在上海市的川沙、青浦隐居，研究中国历史、中共党史，还画画写生。一九九八年六月，姚文元提出，在有生之年有两个愿望：能出回忆录，能重新入党。二○○一年九月，中央有关部门曾准许姚文元出版回忆录，但要送中宣部审核，不准由海外出版。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经过四稿，已搁笔，共四十二万字，从一九五六年写到一九七六年他被捕的一刻为止。
姚文元撰写回忆录的消息传出去后，国内有二十多家出版社盯著，香港也有几家左派出版社开出高价。最后，内地有三家半官方出版社要以五百万元买断版权。
他的回忆录完稿后，交有关方面审核，但一直拖著无下文。据知，江泽民对此有过指示：不宜出版。生活有困难，可提高补助。从此，姚文元每月有四千元人民币的养老费，还配备了一名警卫兼职工「照顾」他。
到了二○○二年初，有关部门就姚文元回忆录的出版提出了「五不准」：不准公开没有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不准公开党和国家已故领导人的私人问题；不准公开会引起社会争议，被国际反华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声誉的资料；不准公开无法核实真伪的敏感政治问题；不准公开发行。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著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著周恩来、江青责骂道：「一个总理 ，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姚文元写道：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唯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讷由张玉凤陪著，去安慰父亲（毛泽东），才能使毛泽东的情绪平静些。
毛泽东对周恩来追悼会的意见：
姚文元写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要开追悼会。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江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反应：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著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著，留在党内。
关于总理人选：
姚文元写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也得等我死后。」
关于对黄、吴、邱、李的处理：
姚文元还爆出史实内幕：林彪「九 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如何处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四人及其他随从的问题，都无主意，请示主席。毛泽东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面敌人的一伙，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被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毛又指示：判黄、吴、邱、李死刑，也不过份。毛泽东还问了多名老帅，老帅对林彪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四十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养起来」，甚至也有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毛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子虚乌有：
姚文元还爆出：「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爆出：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
毛为身后事忧虑：
姚文元爆出：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
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2003年12月《动向》杂志）
意译
人民不怕死，怎么能以死刑恐吓得住他们？
倘若能使人民生活幸福，以致于乐生怕死，而有为非作歹者，我严惩不贷，谁还敢做恶？
犯律者应由司法者惩治。如随意代替司法者惩治，便如同代替木匠砍木材，代替木匠砍木材者，少有不伤其手的。
原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
【注释】佐：辅佐。以兵强：恃武力来逞强。好还：经常遭到报应。
用道来辅佐君主者，不恃武力来逞强天下，恃武逞强这样的事经常遭到报应。
【漫谈】纵观历史，武装的叛乱几乎从未产生过真正的民主政权。诉诸暴力增加了政府和反对派阵营中擅长使用暴力的专家们的权力。由折中和妥协所产生的政府往往通过折中和妥协来统治。由暴力产生的政府也只能由暴力来统治。二十世纪“选举的动力”使得许多国家摆脱了威权主义，走向了民主；而“革命的动力”则往往使得国家从一种威权形式走向另一种威权形式。
波兰团结工会说：“我们反对任何暴力行径、街头斗争、偷袭队、恐怖行径或武装组织：我们不为暴力行径承担任何责任。”瓦文萨说到，“我们了解许许多多的革命，有些是伟大的革命和伟大的人民。他们在接管政权之后造就了比他们所毁掉的政权更为糟糕的体制。”亚当?米奇尼克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那些以冲击巴士底狱开始的人最终将建起他们自己的巴士底狱。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注释】师：军队，意谓征战。凶年：荒年。
征战之地，荆棘丛生。大军战争之后，必然会出现大灾荒年。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注释】果：结果、目的。 取强：逞强。
善用兵者，只求达到目的就算了，不敢用兵来逞强。因为军队本应是用于禁暴除乱、抗御强暴，此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事，并非是逞强好胜。
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注释】矜：骄矜，自尊自大。伐：夸耀。
达到了目的后，不要自尊自大；达到了目的后，不要夸耀；达到了目的后，不要骄傲。追求这结果是因为迫不得已，所以，达到了这结果后勿要逞强。王弼说：“吾不以师为尚，不得已而用，何矜之有也？”严复说：“夫不得已，岂独用兵然哉？凡事至不得已而后起而应之，则不中理亦寡矣。”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注释】物壮则老：谓物达到壮盛后，必然要衰老。早已：早死，很快消亡。
事物强盛过头则将老衰，这叫做不合乎道，不合乎道者，会很快消亡。严复说：“中国古之以兵强者，蚩尤尚矣，秦有白起，楚有项羽；欧洲有亚历山大，有韩伯尼，有拿破仑，最精用兵者也。然有不早已者乎？曰好还，曰早已，老子之言固不信耶？至有始有卒者，皆有果勿强，而不得已者也。今中国方起其民以尚武之精神矣，虽然，所望他日有果而已，勿以取强也。”
意译
用道来辅佐君主者，不恃武力来逞强天下，恃武逞强这样的事经常遭到报应。
征战之地，荆棘丛生。大军战争之后，必然会出现大灾荒年。
善用兵者，只求达到目的就算了，不敢用兵来逞强。
达到了目的不要自高自大，达到了目的不要夸耀，达到了目的不要骄傲；追求这目的是因为迫不得已，达到了目的勿要逞强。
事物强盛过头则将老衰，这叫做不合乎道，不合乎道者，会很快消亡。
原三十一章 夫兵者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
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注释】兵者：兵器，兵革，兵武。不祥之器：不是祥和的器物。恶：厌恶。
兵武，不是祥和的器物，谁都厌恶它，所以有道者尽量不使用。王弼说：“兵，凶器也。圣王用兵，惟以禁暴除乱，非欲害无辜之民也。然兵行之地，非惟民被其害，昆虫草木亦受其灾，是以物或恶之。故有道焉肯处此以害人物也？虽然，文事必有武备，若夫高城深池，厉兵秣马，后世固不可阙，但有道者惟以之御暴乱，不以之取强迫。不得已而用之，不处以为常也。”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
【注释】君子平时以左边为尊贵，用兵打仗时则以右边为尊贵。范应元说："左阳也，主生；右阴也，主杀。是以居常则贵左，用兵则贵右，盖杀伐之事，非以为常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注释】兵武不是祥和的器物，不是君子应该使用的器物，迫不得已而用之时，最好以恬淡的态度处之。战胜了也不以为荣耀，而以为荣耀者，是乐于杀人。乐于杀人者，将不能得志于天下。河上公说：“恬淡，不贪土地名利财宝。”吕惠卿说：“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故胜而不美也。天将救之，以慈卫之。以慈者，天下乐推而不厌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注释】尚左：以左为贵。
古人认为左阳右阴，阳生而阴杀。所以喜庆之事以左为上，凶丧之事以右为上。偏将军位居左，上将军位居右。这就是说，以丧礼对待用兵。争战死亡众多，要以悲痛哀伤的心情对待。战胜了，用居丧的礼节处置。吕惠卿说：“以丧礼处之，则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矣。以悲哀泣之，则是不乐杀人也可知矣。孔子之察于礼乐者如此，而谓老子绝灭礼学，岂知其所以灭之意乎？”
意译
兵武，不是祥和的器物，谁都厌恶它，所以有道者尽量不使用。
君子平时以左边为尊贵，用兵打仗时以右边为尊贵。
兵武不是祥和的器物，不是君子应该使用的器物，迫不得已而用之时，最好以恬淡的态度处之。战胜了也不以为荣耀，而以为荣耀者，是乐于杀人。乐于杀人者，将不能得志于天下。
喜庆之事以左为上，凶丧之事以右为上。偏将军位居左，上将军位居右。这就是说，以丧礼的态度对待用兵。
争战死亡众多，要以悲痛哀伤的心情对待。战胜了，用居丧的礼节处置。
原六十九章 用兵者有言
用兵者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
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用兵者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
【注释】为主：主动挑衅，引起战争。为客：被迫应战。
善用兵者曾说过：“我不敢主动挑起战争，而只是被迫应战；不敢前争一寸，而宁愿后让一尺。”
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
【注释】扔：强牵引。
这意思就是说：我之行动，乃是被迫无奈不得不行之行动；振臂号召，乃是被迫无奈不得不发之号召；面对相敌，乃是被迫无奈不得不面对相敌；执持之兵，乃是被迫无奈不得不执持之兵。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
【注释】宝：即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故事之成，必在敬慎之；其败失，必是轻忽之。所以， 轻敌乃是是用兵之大患。轻敌必骄，骄兵必败，败则将丧我“三宝”。
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注释】所以两军势均力敌时，悲愤的一方将获得胜利。范应元说：“故抗拒之兵，虽多寡强弱相似，则能不轻敌而有哀矜人命之慈者，必胜也。是何故耶？天道恶杀而好生尔！吁，兵以禁暴卫民，岂可以非迫不得已而用之，辄胜举荼毒生灵哉？”
意译
善用兵者曾说过：“我不敢主动挑起战争，而只是被迫应战；不敢前争一寸，而宁愿后让一尺。”
这意思就是说：
我之行动，乃是被迫无奈不得不行之行动；
振臂号召，乃是被迫无奈不得不发之号召；
面对相敌，乃是被迫无奈不得不面对相敌；
执持之兵，乃是被迫无奈不得不执持之兵。
祸患没有比轻敌更大的了，轻敌几乎丧失我的“三宝”。
所以，两军势均力敌时，悲愤的一方将会获得胜利。
原六十一章 大国者下流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也，天下之牝。
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
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
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也，天下之牝。
【注释】下流：下游，意谓谦下守静，以静制动。交：交汇。牝：温柔的雌性。
大国，就象居于江河下游一样，是天下百川的交汇之地，所以也应具有天下雌柔一般的气度。王弼说：“江海居大而处下，则百川流之；大国居大而处下，则天下流之。故曰大国下流也。天下之交，天下所归会也。牝者静而不求，物自归之也。”
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
【注释】 牝：雌性，意谓温柔、谦下。牡：雄性，意谓刚强、傲慢、躁动。
雌柔常以安静胜过雄强，以其安静表示谦下。范应元说：“天下之所交会大国者，以其能谦而居下也。大国又宜主静，譬之天下之牲牝，常以静胜牡之动也。惟静而无为，可以应动；惟谦而居下，可以得众。”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
【注释】下：谦下。取：取得，得到。
所以，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以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就可以取得大国的支持。因此，或者是大国以谦下取得了信赖，或者是小国以谦下得到了支持。
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注释】谦下能使两者各得其所愿，但大国更应该谦下。吴澄说：“两者皆能下，则大小各得其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不患乎不能下；大者非在人下，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为下。”王弼说：“小国修下，自全而已，不能令天下归之。大国修下，则天下归之，故曰各得其所。”
意译
大国，就象居于江河下游一样，是天下百川的交汇之地，所以也应具有天下雌柔一般的气度。
雌柔常以安静胜过雄强，以其安静表示谦下。
所以，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以取得小国的信赖；
小国对大国谦下，就可以取得大国的支持。
因此，或者是大国以谦下取得了信赖，或者是小国以谦下得到了支持。
大国不过是希望网罗别人，小国不过是希望依附别人。
谦下能使两者各得其所愿，但大国更应该谦下。
原八十章 小国寡民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注释】什伯之器：兵器。重死：畏死，意畏不轻易冒生死危险。徒：迁徒，流离。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缘由如何？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而易治。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故而难治。所以无论大国小国，皆不能逞强好战 ，而应使之民富国强。既便是国小人少，有兵器也无所用；使人民珍惜生命，安居乐业而不愿流亡。范应元说：“上化清静，民不轻死，何用迁移！”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注释】舟：船。舆：车。
君上清静无为，官吏清正廉洁，世间无诈伪贪欲，所以虽然有车船之利，人民却不会因逃荒和贪欲而坐乘；虽有甲兵器械，却都无用武之地。使人民又恢复了上古结绳而治时那样的清简和淳朴。范应元说：“坐舟车者，多为利名，既不知名利，则虽有而不乘。动甲兵者，莫非仇雠，既不致仇交，则虽有而不陈也。”
【漫谈】哲学家洛克认为，相信太古时候曾有过幸福的“自然状态”。这种信念，一部分来自关于先祖时代的圣经故事，一部分来自黄金时代这个古典神话。洛克对自然状态的定义：“众人遵循理性一起生活，在人世间无有共同的长上秉威权在他们之间裁决，而是真正是自然状态。其中一切权力和支配权都是相互的，谁也不比谁多持有；同样品类的被造物，无分彼此地生来就沐浴着完全同样的自然恩惠、运用同样的官能，相互之间平等，无隶属服从关系”。
这是描写有德行的无政府主义者们组成的空想社会，这帮人是绝不需要警察和法院的，那是因为他们永远遵从“理性”，理性跟“自然法”就是一个东西。卢梭说：“自然状态是幸福的状态。人是自我完善的生物，但是人类努力创建的文明对人类的行为施加了限制，使得人类的行为不如原始状态时期自由。18世纪后期出现的“高尚的野蛮人”信徒，加强了这种人类本性观。”实际上老子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有这样的信念，就是这样的人类本性观。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注释】政通人和，弊绝风清，民俗淳朴，百姓安居乐业。故而人民满意自己的饮食，美爱自己的服装，安适自己的往所，欢喜自己的风俗。邻国近在咫尺，鸡犬之声彼此都可听闻，人民却自得其乐而不慕其他，以至活到老死也无往来纠葛。
【漫谈】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漫谈】这一章讲的是老子的理想国，它是老子建立在各国或者是“联合国”在“太上”以“道”治理而形成的公正、公平、和谐“大气候”提之下所唱的一首太平歌；而不是建立在处于好战老鹰的虎视耽耽下，夜鴬唱的自我陶醉的安魂曲。我们可以把它与马克思所畅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做一比较，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人类之间的真正解决。”“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从比较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与老子的理想国，不都是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吗？
【漫谈】解读老子的哲学思想，不应只是拘限于解读字面之然，而更应把握老子哲学的整体思想来解读其所以然。有人看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就认为是有其“封闭成分”，是“复古”，是“倒退”，是“要回到原始社会去”，是“你落名后就无人打你的主意”。这种断章取义的解读方法真令人不敢苟同。当然，两千多年来，解读《道德经》之书不可胜数，诸家各派见仁见智，千差万别，谁也难说其是绝对正确。但有一点可能形成共识，那就是研究老子思想应从老子的整体思维入手，把握其思想的基本脉络，理解老子哲学思想中本质的东西。正如魏源所说：“如泥其一而诬其全，则五千言如耳目口鼻之不能相通。”然而恰恰就在这一点上，借用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思想的一句话就是：“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解决”。
【漫谈】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有一段对中国很切合实际的评论：“ 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时，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工艺几乎一切均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并为此感到惊异，认为再没有别的国家比它先进。不久以后，他们才发现中国人的一些高级知识已经失传，只留下了一点残迹。这个国家的实业发达，大部分科学方法还在那里保留下来，但是科学本身已不复存在。这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陷入罕见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只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而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还沿用祖传的科学公式，而不究其真髓。他们还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再设法改进和改革这些工具。因此，中国人未能进行任何变革。他们也必然放弃维新的念头。他们为了一刻也不偏离祖先所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歧途，时时刻刻和在一切方面都竭力仿效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几乎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因此，决不要以为蛮族离我们尚远而高枕无忧，因为如果说有的民族曾任其异族将文明的火把从自己的手中夺走，那末，有的民族也曾用自己的脚踏灭过文明的火把。”
所以，我们学习老子的道德经，不能是刻舟求剑、削足适履，而是应研究其道理的真髓，找出其曾引导社会发展的原理，作为我们在现代实践中的参考，以使少犯错误，帮助进步。
意译
国小人少，邻国和睦，即便有兵器也无所用；使人民生活幸福，珍惜生命，安居乐业而不愿流亡。虽然有车船之利，却不会因流离和贪欲而坐乘；虽有甲兵器械，因为政通人和，却无用武之地。使人民又恢复了上古结绳而治时那样的清简和淳朴。
满意自己的饮食，美爱自己的服装，安适自己的往所，欢喜自己的风俗。邻国近在咫尺，鸡犬之声彼此都可听闻，人民却自得其乐而不慕其他，以至活到老死也无往来纠葛。
【漫谈】我们是否应该从老子的为人处事治国平天下都应遵循的“道”中觉悟些什么呢？个人应觉悟些什么？人民应觉悟些什么？领导应觉悟些什么？社会应觉悟些什么？中国能觉悟些什么？世界能觉悟些什么？
【漫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各国经典名著中，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道德经》是有史以来译成外文版本最多，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中国经典。迄今为止，《道德经》已被译成三十多种外语，近五百个外文版本。在中国，《论语》比《道德经》影响大，在海外，《道德经》比《论语》影响大。事实上，老子的思想不仅被看作是中国人的精神财富，更被看成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最早的民主自由先声。
《道德经》中体现的天道和谐思想和自由民主意识是超越历史、宗教和国界的，同样也适用于当今世界的基本理想和共同追求。不仅里根总统的政治成就带有老子哲学思想的印记，而且中国历史上每一盛世，从汉的文景之治、到唐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无一不是老子思想的功劳。中国与美国的差别是：与老子哲学思想中的和谐、自由、民主意识一致的西方古典民主自由主义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其制度的神髓；而在中国，老子思想只是在深受暴政荼毒之后的急救包，天道思想最多只是停留在政策层面（黄老治术），一旦病情有所好转，老子的治国哲学便被抛到九霄云外。所以，美国的强盛持续不衰，而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只能是昙花一现。究其根本，关键还是要看，一个国家是否能把老子天道思想中的和谐、自由、民主意旨做为立国之制度之本和观念之本，而不仅仅是政策层面的急救药。如果这一看法能被执政阶层认同的话，中国的制度变革就会有了明确的方向。现在，孕育着老子天道思想的《道德经》这个自由奇葩，根在墙内，却香在墙外。我们期待着，老子思想能在墙内外都散发出更多的、更加持久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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